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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蔣渭水文化基金會的董事高飛鷂。曾經創辦經營跨國企業30年，去過30個以上的國家，擅長策略規劃與品牌行銷。1992年起開始在對岸投資，2002年收成將公司高價賣給美國上市公司(所賣得的每一分錢都回到台灣)。

2004年半退休之後，曾被延攬到鴻海任副總經理，培養接班團隊。對鴻海，乃至台灣企業的問題，有很深入獨到的見解。

我現在已經退休，也不代表任何利益團體，我只希望能幫助台灣。

我對我以下的建言也絕對負責。

郭台銘說:“笨蛋，問題在經濟”，雖然不是衝著我，但我會很自信的回他一句: “

笨蛋! 經濟沒有問題!”

不是喊口號 -《拼經濟，所以要拼公平正義》

CIA網站的World Fact上的統計數字顯示: 台灣人口全世界排名58，總GDP排名第20，前19名不是靠人口多，就是靠地大物博 - 沒有一個例外。

(這裡說的GDP是根據物價平準調整過的，比用官定匯率換算的更接近實際)

更令我們自傲的是: 臺灣人均GDP排名第28，如果去掉人口500萬以下的國家，則是排名13。

重點是: 我們的人均GDP，超過德國、英國、法國、義大利、日本和歐盟的平均值，當然還有韓國!

IMD甫公佈的競爭力排名，我們排名世界第七。

這樣傲人的成就，說明台灣經濟很好，競爭力很強，可是人民滿意嗎? 沒有。普羅大眾抱怨日子過不下去，因為他們的收入沒有增加，也看不到未來的機會。金字塔頂端的企業主、富人也埋怨政府沒有努力拼經濟。到底問題出在哪裡?

問題在：台灣GDP高而人民收入不成比例的低，就像一家公司獲利很好，但是員工薪水卻是不成比例的低一樣，所以人民才會抱怨。這也就是前面開宗明義說的《所以要拼公平正義》。

如果政府可以看清這一點，就不能光以 “拼經濟” 或 “提高GDP”來回應人民對生活水準的訴求，尤其是不可以為了拼經濟就如傅高義教授說的 “無法避免過度依賴對岸”，進而威脅到我們國家的自主性。

台灣這家公司的員工待遇為什麼會低?



我先用一個虛構的故事來描述我們國家在世界經濟圈裡的地位:

《歐巴桑與大學生的經濟世界》

我是名牌大學的學生，住在學校附近學生公寓裡，大部分同學都克勤克儉，自己打理生活，從打掃洗衣服到煮飯做菜都自己包辦，不敢假手他人。

我卻不一樣，我到處兼差當家庭教師，而把打掃洗衣服到煮飯做菜的工作外包給附近人家的中年沒有工作的歐巴桑(我們那年代是這麼叫中年婦女的)。因為當家庭 教師賺錢多，我只要花我當家教賺來的錢的一小部分就夠請歐巴桑，甚至為了我過更好的生活，我請一個打掃的歐巴桑，洗衣服也請一個，請第三個就只燒飯給我 吃。

有時候，我沒有準時收到家教的薪水，手頭緊一些，為了讓歐巴桑們放心，我就寫了欠條給他們，她們也接受。經過一陣子之後，她們很相信我，甚至當她們之間標會或彼此交易時，竟然也以我的欠條代替鈔票，甚至有時候會把我的欠條當錢一樣存起來，我的欠條變成她們的貨幣。

在我跟這些歐巴桑的世界裡，歐巴桑們努力為我工作以換取報酬，而我卻以我自己發行的欠條做為支付報酬的工具，居然也相安無事。

慢慢的所有的同學都用和我一樣的方法-請歐巴桑做家事，過著舒適安逸的日子。

對應現實世界，大學生就是歐美國家，他們的欠條就是美元(或歐元)，歐巴桑就是亞洲新興國家。大學生的工作就是科技、軍事，品牌行銷，還有一個很可怕的東西叫做“衍生性金融商品”；歐巴桑的工作就是所謂的“製造業”。

亞洲新興國家，包括台灣與大陸，拼命製造產品來貢獻給歐美國家，甚至做到不惜血本，可是把東西賣了之後，換來的不過就是人家想印多少就印多少的欠條-美元(或歐元)。

不僅如此，這些大學生除了拼命印欠條讓他們看起來購買力很強之外，又設置了一大堆障礙，像是配額制度、行業標準、認證制度讓歐巴桑們有階級高低之分(例如 打掃的歐巴桑除非經過認證，否則不可以做燒飯的工作，反之亦然)，還有更可怕的反托辣斯法，乾脆明訂歐巴桑們不可以組織同業公會，哄抬價格，讓他們沒辦法 合作，競爭更加激烈。另外也製造許多題材，像是環保、人權、或智慧財產權等等障礙，讓歐巴桑們窮於證明自己既能夠服務大學生又不至於危害人類，或甚至毀滅 地球，卻忘了該挑戰的是:憑什麼你大學生有特權印欠條，憑什麼你做的事就值那麼多，而我做的就只值那麼一點點?

如此這般過了30年情況變成這麼糟…

大學生的毛利率:

Apple 40%

DELL 20%

歐巴桑的毛利率:

鴻海 4.0%

宏 2.3%

這群歐巴桑裡，有一個叫鴻海的很特別，很聰明(也很笨)，她把做家事所需要的工具和消耗品都慢慢弄成自己做，又從鄉下找了一群比他更窮的親戚來幫忙。不但 如此，他還把因此所降低的成本，統統用來降低價錢爭取更多工作。其它歐巴桑儘管埋怨，但為了生活也不得不跟著降價才能保住工作。所以儘管大學生能夠給的工 作量就是那麼多，年年也隨大學生人數增加而有成長，可是這些歐巴桑們日子卻過得越來越辛苦。

終於有一天連這個歐巴桑居然在里民大會裡大罵里長說: 笨蛋! 問題在經濟。

各位，您認為這樣有天理嗎?我認為沒有。

台灣這家公司的員工待遇為什麼會低?

因為這公司就像上面的歐巴桑，從來都是靠幫傭賺微薄的工錢，早年是台灣質優價低的勞工隨便用就能賺錢，近20年來大陸的改革開放更給我們繼續賺這種 Easy Money的機會，所以只要工資夠低，能殺價搶單，企業就能賺錢，而不必在意行銷或研發，也不必考慮轉行搶大學生的工作。這種靠濫用廉價勞力，賤賣自己價 值的企業裡的員工，收入當然高不起來!

所以我認為台灣政府應該努力做三種事來改善這狀況，並讓經濟成就可以分享給全民:

1.政府拼經濟，首先應認清我國在經濟世界裡不合理的地位，努力改善，不可怠惰。

我國在世界經濟裡的地位，就如前述的歐巴桑地位一樣，既不公平，也不合理。但是我們的政府與人民，卻一直俯首認命的順服，尤其可悲的是，我們的財經學者、 官員，幾乎全盤接受西方的世界經濟觀，從沒想過挑戰這種不公平的環境，不公平的遊戲規則，完全就像故事裡的歐巴桑，連思想都被大學生牽著鼻子走，這就是政 府的怠惰!

舉例來說，我們普遍接受“歐美國家是消費大國，新興國家是生產大國”這種基本概念；試想:你負責生產(做苦工)，我負責消費(享受)，所以只要我消費大國 的消費能力或意願下降，你這些生產大國的經濟就不會好，也不該好。這世界到了21世紀，怎麼還有這種主人與奴隸式的分工法?

舉例來說，美國政府以違反公平貿易的罪名，將奇美電的前總經理判刑送監時，我們的政府，就算承認美國法院的判決100%合理，可曾作態表示關切或遺憾?

又如:面對歐債危機，我們只能消極因應，降低曝險以減少損失嗎? 為什麼不想: 世界都缺錢時，我們這坐擁有全世界第四多現金的國家，能不能利用機會賺一點錢呢? 應付未來的更不穩定的世界經濟情勢，我們是不是該設立主權基金，利用時勢賺錢同時也成為平準的工具呢?

又如:復徵證所稅，為什麼把外資排除在課徵範圍外? 因為其他國家都是這樣，所以如果只有我們課外資的稅，外資就不來了? 真的只能想到這裡就打住嗎? 這也是怠惰! 設想您是外資的話，您是在意賺了錢必須繳稅呢? 還是賺錢容易比較重要? 報告總統，外資在台灣股市呼風喚雨、吃香喝辣，大口吃肉大口吸(散戶的)血已經不是三五年了，您會擔心他們為了區區一點證所稅，就放棄這全世界最容易賺錢 的市場嗎?

又如:拼經濟，就是拼GDP嗎? GDP已經名列前茅，再怎麼拼，有意義嗎?拼經濟就是每一個企業都像鴻海學習，就像歐巴桑們向那聰明的歐巴桑看齊，垂直整合、吃苦耐勞，然後把利益全部送給大學生嗎?

我們的財經官員，包括立法委員，有人能think out of the box嗎? 從證所稅反來覆去修得荒腔走板來看，只恐怕連think straight的能力都有問題!



2.督促企業拼經濟，就不要濫用廉價勞力(包括對岸的)，要懂得行銷技術，不要賤賣自己創造的價值。

前述的故事裡，歐巴桑個個看輕自己的價值，他們充其量只是在大學生所設下的遊戲規則中努力，彼此競爭(或互相傷害)，而沒有轉行挑戰大學生的想法或勇氣。

台灣大多數的企業也是這樣，企業主，其實只是一直在海峽兩岸扮演“工頭”的角色而已，他們順著開放的時勢賺這種Easy Money少說已經20年，現在是您催促他們真正動起來做一個企業家的時候了。(您看郭台銘過去30年來只是重覆一個相同的經驗模式:殺價搶單 - 擴廠增人 - 殺價搶單 - 擴廠增人….，最近才開始認真想一些跟過去30年所做不一樣的事，不是嗎?)

如何讓企業不濫用廉價勞力呢? 政府上個月不是才說過油電價格不調漲，不但資源會被濫用，而且相當於用得少的人補貼用得多的人嗎? 勞力也差不多，只是兩岸勞力市場價格幾乎是決定在大陸政府手裡。所幸的是，大陸政府同樣想通了不濫用、不賤賣才是硬道理，所以從兩年前起就不遺餘力提高工 資(此舉既可創造內需市場取代衰退的歐美市場，又能夠避免美國壓迫人民幣升值帶來損失，可是，我所接觸的財經學者跟官員，沒有人看出這些關聯)，到現在大 陸與台灣的工資越來越接近，也許政府可以要求下屬研究大幅提高基本工資的可能性吧?

其次說不賤賣自己的價值，各位可不可以先想像一下，如果鴻海倒閉了，台灣經濟會怎樣? 如果宏達電倒了，台灣經濟又會怎麼樣?

答案是:

鴻海倒了，台灣經濟不會怎樣，只會更好。因為同樣的工作會有其他的競爭者(例如廣達、華碩、仁寶…)用比較高的價錢分著做，因此台灣整個產業鏈總收入會增加。

宏達電倒了，非常糟糕，代表歐巴桑挑戰大學生的工作失敗，台灣經濟要轉型更難了。

請政府瞭解上述之後，不要吝惜身段，多接觸企業界，要求這些企業配合您的政策，真的做出價值來拼經濟，而不是讓他們怠惰、濫用勞力資源賺easy money，卻要指責政府不夠努力拼經濟。



3.政府應該擴大公共建設投資，讓全民無論收入高低，均能同等享受到高GDP的成果。

多年來我們政府創造出企業容易賺錢的環境，例如刻意低估台幣以增加出口競爭力，開放對大陸投資乃至開放陸資投資台灣，簽訂ECFA等等，造就了一些特定的 賺錢企業和個人。可是這些國家政策所帶來的負面影響與風險，是全民共同分擔。因此應該有租稅制度讓企業或個人所賺的錢，分享一部份給全體台灣人民，否則就 是不公不義，社會M型化和對立只會更加嚴重。

例如：廣建捷運，使市中心與郊區同時都享受一樣的方便，也相當於擴大了房屋的有效供給，房價自然較平均，民怨就少了。(相較於此，廣建社會住宅則是個杯水車薪、事倍功半的笨主意)

又例如政府以公共資源提供托嬰及老人照護，解決這種無論貧富，早晚都會面對的問題。對一般人民而言，這方面的負擔減輕，不只是相當於實質上可支配的收入變多，也是大幅減輕了為人父母或子女的精神壓力，絕對可以提升生活滿意度。

另外我們有足夠的人才與條件，建構內容精采全面e化社會，讓全民幾乎不必花一文錢，就可以享受方便舒適的生活。我只舉一個已經存在的例子說明:台北的公車 資訊系統，可以即時顯示每一班公車的位置，您可以想像這樣的系統，對GDP的貢獻微乎其微，可是它所提供生活上的方便與從容，可能是再高的GDP都換不到 的。

此外我們已經看到政府想推動的證所稅、房地產按實價課稅也都是朝《公平正義》這方向去做！

以上是我以個人35年獨特的經歷所歸納出來的建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