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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用傳統體裁定性的動人之作約翰伯格動人的敘述方式,

彷彿一種對應的文體形式,

留住一切親愛的堪稱當代最新的《戀人絮語》之典範。

 

繼《觀看的方式》、《另類的出口》、《另一種影像敘事》、《我們在此相遇》後

英國最具影響力的藝術批評家、美學理論大師──約翰伯格,

用最感性的文字,告訴我們這個時代最重要、最迫切的四種聲音:生存、反抗、欲望、愛。

 

 

留住一切親愛的》試閱

 節選自我將輕柔訴說我的愛>部份段落

 

週五。

  納欣,我正在哀悼,我想與你分享這份哀悼,一如你和我們分享了如此眾多的希望,與如此眾多的悲傷。

 

      電報來自深夜

        只三字:

      「他死了。」

 

  我正在哀悼我的朋友璜孟尼諾斯(Juan Muñoz*,一位精采的藝術家,他做雕刻和裝置,昨天,他在西班牙的一處海灘上去世,享年四十八歲。

  有件事我很迷惑,我想問你。自然死亡不同於犧牲,不同於被殺或飢餓而死,自然死亡首先帶來的是震驚(除非死者已經臥病多時),然後是巨大無邊的失落感,尤其是死者還那麼年輕……

  

    白晝破曉而來

    但我的房內

    籠罩著長夜。

  

   接著,是苦痛,訴說著自身永無止境的苦痛。然而,偷偷伴隨著苦痛而來的,還有另一種接近玩笑的東西,但不是玩笑。(璜生前是個很會開玩笑的人。)一種讓 人產生幻覺的東西,有點像是魔術師耍了把戲之後捏著手帕的姿勢,一種輕盈,和你的感受截然相反的東西。你知道我在說什麼嗎?這樣的輕盈是一種輕薄,或一項 新的指引?

  在我向你提出這問題的五分鐘後,我收到兒子伊夫(Yves)的傳真,他剛為璜寫下這幾行詩句:

 

    你的出現永遠

       伴隨笑聲

    和新把戲

 

    你的消失永遠

        留下雙手

    在我們牌桌

 

    你的消失

      留下你的牌

    在我們手中

 

    你將再次出現

      伴隨新的笑聲

    而那將是個把戲

 

 

週六。

  我不確定,我是否看過納欣希克美(Nazim Hikmet*。我想發誓我看過,但我找不到相關證據。我相信是在倫敦,1954年。那是他離開監獄的第四年,九年後,他與世長辭。他是在紅獅廣場(Red Lion Square)的一次政治聚會上發表演說。他說了一些話,然後唸了幾首詩。有些是英文,有些是土耳其文。他的聲音雄渾、冷靜,非常個人,極度音樂。但那聲音不像發自他的喉嚨——或說,不似當下從他的喉嚨裡發出。那聲音聽起來,彷彿在他胸膛裡有部收音機,他用輕微顫抖的大手開啟、關閉。我實在描述得很糟,他的風采和他的摯誠,是那樣明顯耀眼。在他的一首長詩中,他描述了1940年代早期,在土耳其,有六個人從收音機裡聆聽蕭士塔高維奇(Shostakovich) 的交響樂。其中有三個人和他一樣,正在坐牢。那是現場廣播;那首交響樂正在同一時刻的莫斯科演奏著,幾千公里以外的地方。在紅獅廣場上聽他朗讀詩作,我有 種感覺,彷彿從他嘴裡說出的那些字詞,也是從遙遠世界的另一頭傳來的。並非它們難以理解(它們不難理解),也不是模糊不清或乏味無聊(它們非常耐聽),而 是由於,訴說它們,是為了戰勝距離,是為了超越無盡的分隔。在他的所有詩作中,此地here)永遠是他方。

  

    布拉格的一輛運貨車——

          一輛單馬車

      穿過古老的猶太墓園。

    運貨車上滿載了對另一城市的思念,

          而我是那駕駛。 

 

  即便他還沒起身演講,只是靜靜坐在演講台上,你都可以看出他是個非常高大、巍峨的男子。「藍眼之樹」(the tree with blue eyes)這個外號,並非沒有來由。等他真的站起身子,你感覺他除了高大之外,還非常輕盈,輕盈到彷彿風一吹,他就會隨之飄遠。

   也許我真的從未見過他,因為那似乎不太可能,在一場由國際和平運動所主辦的倫敦集會上,希克美不可能讓他們用好幾根大索綁在演講台上,好把他留在地面, 不飄到空中。然而,我的記憶是如此鮮明。那是一場戶外集會,在他唸出那些字詞之後,字詞們冉冉升入天際,而他的身體也跟隨著他所寫下的字詞向上飄飛,在紅 獅廣場上越飄越高,越飄越高,飄升到昔日沿著希奧巴德路(Theobald’s Road)行駛的電車的閃亮火花之上,那條電車在三四年前停駛了。

  

    你是安納托利亞的

        一座山村,

    你是我的城市,

       最美麗也最不幸。

    你是一聲求助的哭喊——我說,你是我的故鄉:

        朝你奔去的腳步聲是我的。

 

 他的詩,如同幾何圓規般,畫著圓,時而親密貼近,時而廣及全球,唯一不變的是,圓規的尖端總是插定在囚室裡。

  

  

週五早晨。

  有一次,我在馬德里的一家飯店等待璜孟 尼諾斯,他一如我的預期,遲到了,因為,當他於夜晚像個技工般躺在汽車下方努力工作時,他總會忘了時間。等他終於出現,我取笑他老躺在汽車下面。稍後,他 寄了一紙玩笑傳真給我,我想把它抄給你,納欣。我不知道為什麼。或許我也不必弄清為什麼,或許那不關我的事。我只是在兩個死者之間扮演郵差的角色。

  「我想自我介紹一下——我是個西班牙修車工(只修汽車,不修摩托車),大部分的時間都躺在引擎下面看著它!不過,這才是重點,我偶爾也做做藝術。我不是個藝術家。不是。不過,我想放棄這種愚蠢的工作,不想在油膩膩的引擎底下爬來爬去,我想變成藝術界的凱斯理察斯(Keith Richard)。不知道這種人是不是可以像牧師那樣,只要工作半小時,而且還有酒可以喝。

  「我寫信給你,是因為有兩個朋友(一個在波多[Porto],一個在鹿特丹)想邀請你和我去男孩汽車博物館(Boyman’s Car Museum*的地下室,和波多舊城裡的另一個地窖(但願有很多烈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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