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此一役,杜月笙在黃公館的地位急遽飛騰,迅速竄升到黃金榮的心腹地位了,尤其是,桂生姐對這位文質彬彬而不居功自傲的年輕手下引為知己,倚重他到了“不可一日無此君”的地步。桂生姐連背著黃金榮在外面用私房錢放印子錢(高利貸)也由杜月笙經手。杜月笙越加謹慎,對桂生姐交代的事情,事無巨細,一定親自打點,讓桂生姐事事放心,處處暢意。
   杜月笙原來在水果行裏被開銷了差使,一是因為不務正業,二則也是常常動人家錢財。現在他有機會接觸到私家錢了,卻絕對不敢動半點花花心思了,此一時彼一時。
   黃公館裏當差的人,除了那些正經的傭人外,一幫子跟班門徒都沒有工錢可拿,除了逢年過節或是老闆喜事臨門有紅包打賞,沒有別的正經進項,但他們還是想方設法鑽進黃公館,所為何來?原來,這些人到黃公館來並不是指望著黃老闆開工錢。“黃公館”這三個字本身就有極高的含金量,是一塊金字招牌,來黃公館求黃金榮的人,少不得交納一筆引見費,這筆錢是由黃公館上下各等辦事人員分享的,如果是擁有生殺大權的管家級別的人物,單是下面每月的例規孝敬銀子,就不是一個小數目。如果有些人事情特別棘手重要緊迫,那還得額外付出一筆給說得上話的人,希圖能在黃老闆耳邊吹吹風。
   杜月笙已經可以在黃金榮面前說得上話了。但他說話不多,而且決不為自己說話。他為別人說話,也決不受人家錢財。他後來發跡之後,對自己的心腹說,別人送錢求你辦事,都是事有緊急,表面上笑眉順眼,千恩萬謝,又有幾個看著你把錢收進去不在肚子裏罵你祖宗八代的?相反,為人家解了燃眉之急,分文不取,人家一定從心眼裏對你感恩戴德,這人心可是多少黃金白銀都買不來的。只要有了人心,還怕沒有錢?
   可是,日久才能見人心,杜月笙為了人心不願收受人家的例規錢,他現在又不能再去賣水果,所以進來黃公館的杜月笙表面上風光得很,其實照舊囊空如洗,日子過得比原來混跡十六鋪好不了多少。一身青布褲褂每天穿每天洗,在黃府上下的林羅綢緞中特別扎眼。這些看在桂生姐的眼裏,不免納悶。
   終於桂生姐明白了杜月笙的苦衷,對他更加賞識了。於是和黃金榮商量,放杜月笙出去,將杜由跟班提升為鴉片提運,並負責法租界的三大賭場之一—公興俱樂部。所謂負責賭場,並不是要杜月笙直接去經營——賭場的經營自有其人。杜月笙的稱號是“抱台腳的”,也就是為賭場當保鏢,保證賭場有一個“良好外部環境”。為此賭場經營者每月得給杜月笙一筆幾十元的“長生俸祿”。 “俱樂部”賭場每場輸贏萬元以上,採取見十抽一法抽頭,抽頭的大部當然歸入黃金榮的腰包,杜月笙是碰不到的。
   杜月笙在這個賭場裏大顯神通,充分展示了他的運作手腕和靈巧心思,將這個賭場辦得十分紅火,很快成為法租界最大的賭場了。其實,如果不是經營賭場的話,杜月笙這些運作手段真的可以說是出自企業家的天才。
   當時上海的租界頗有特色。法租界和公共租界都是藏汙納垢之所的,但這兩個租界外國主子卻要遮羞一下,公開反對煙賭毒等黑社會營生在租界落地生根,但實際上,對這些見不得人的勾當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最妙的是,他們兩家睜的眼閉的眼還不一樣:法租界公開“禁煙”,英租界公開“禁賭”,所以兩個租界的黑社會“經營範圍”和“側重點”就大有不同,法租界賭場生意興隆,而英租界煙館林立,法租界的幫會“搶土”,英租界的幫會“護土”。不過這是1920年以前的事了,這一年大英帝國的紳士們出於國際壓力,終於不敢再老著面皮當毒販子,英帝國加入了國際禁煙組織,英租界也開始禁煙了,於是法租界的幫會就向英租界的燕子館敞開了懷抱,也開始護土了。
   現在先來看杜月笙做賭場時的精明手段。當時的賭場都被兩個同樣的問題困擾,就是“剝豬玀”和“抓大閘蟹”。所謂“剝豬玀”,是幫會切口,意指搶劫單身過路行客。當時賭場一般都是晚上花燈初上時開始漸入佳境,到月朗星稀的時節才收攤打烊,有的甚至通宵達旦、夜以繼日,有些精力不濟的賭客,贏得錢也不顧“月黑雁飛高”就急忙忙往回趕,結果在賭場附近就被一些專門伺候著的癟三逮個正著,剝了“豬玀”。這樣的事情,賭客最怕,賭場也怕,因為長此以往賭客不敢臨門了。所謂“抓大閘蟹”,就是租界巡捕來抓賭。法租界的巡捕房當然已經被俱樂部收買了,不會來“封門”,但隔段時間為了敷衍輿論(尤其是有人舉報上門的時候)還得往俱樂部“串門”,收拾幾個賭客,將他們用繩子連成一串遊街,其狀有如菜市場裏賣大閘蟹,這樣一來,一些好面子的賭客寧願在黑館子裏晃蕩,也不敢來俱樂部冒險。對這兩個問題,多年來賭場都拿不出好點子對付,但杜月笙一上任就解決了。
   對於“剝豬玀”的,他憑藉黃金榮及青幫勢力,一一找到那些專幹“剝豬玀”營生的頭目,吃了幾趟講茶,商定由公興俱樂部每月從盈利之中抽出一成,交給他們分潤,條件是這些人再也不到公興附近“剝豬玀”,至於到別的地方剝,由得他們,杜某人不擋人財路。
  對於“抓大閘蟹”的,杜月笙也有辦法,他和法租界巡捕房(還不就是黃金榮黃老闆的手下?)談妥了,巡捕房“只抓前和,不抓夜局”。賭場行話,日場稱為“前和”,夜場謂之“夜局”。大賭客多數參加“夜局”,所以保證“夜局”的安全也就保住了主要客戶。而且,巡捕白天“掃場”,威風八面,官樣文章做的十足,何樂而不為?況且,杜月笙對巡捕房的工作十分“配合”,專門安排若干流氓癟三兄弟在“前和”場內等著巡捕來抓,以免巡捕“誤抓”了正經賭客,因此。日場的賭客也大可放十二個寬心來盡興。對於那些被抓的弟兄,抓了當然不會“白抓”,他們在捕房裏可以很舒心地呆幾天,然後不聲不響地放出來,向杜月笙那裏領份子錢。
   如此一來,巡捕房,賭客和俱樂部,皆大歡喜,各取所需,賭場生意日漸興隆,盈利直線上升。黃金榮笑得一張麻臉開了花。
  
“煙賭不分家”,就如同“煙酒不分家”一樣,因為著兩個行當利潤都極為豐厚,抓了一行就止不住插手另一行。黃金榮本來是暗地裏幹著搶土勾當的,杜月笙嶄露頭角之後,幫著黃老闆把這個搶土的生意做的風風火火,蒸蒸日上。   
   上海灘進口鴉片的生意掌握在外國的四大洋行如老沙遜洋行、新沙遜洋行、新康洋行和台惟洋行手裏,而批發和零售鴉片的大宗生意則掌管在廣東的“潮州幫”手裏。“潮州幫”煙土商利用租界大搞鴉片走私之事,雖然保密嚴格,但畢竟紙包不住火,上海灘頭那些地痞流氓,便採用各種手段,巧取豪奪,從老虎口中搶食。於是,在上海灘頭就天天發生“黑吃黑”、“搶土”、“窩裏反”的神秘恐怖案件,令上海人聞之色變。搶煙土,無須打家劫舍,而是去鑽煙土鉅賈的空子,瞅空挖它幾宗貨物。鴉片煙由遠洋輪從海外運來,為避開從吳淞口至英法租界碼頭一帶的重重關卡,必須先將違禁的鴉片卸下。這些做煙土生意的精明非常,他們要等到每夜黃浦江漲潮的時候,才一聲令下,將一隻裝滿煙土的麻袋往水裏手。這時,只見岸上船上,手電筒光一閃一閃的,互相傳遞約定的信號。這些裝著煙土的麻袋都浮在水面上,體積大,目標顯著,被漲潮的江水一隻只推送到岸邊。這時,等候在岸邊或潛伏在舢板中的打撈高手,利用竹竿撓鉤,一隻只鉤上岸去。一隻麻袋鉤到手,即等於有巨萬銀洋進了腰包。這種到黃浦江裏鉤煙土的“生意人”叫“水老蟲”,水老蟲的老大姓高。還有陸路上剪徑,“霸王硬上弓”搶土的。上海灘江面寬闊,地區遼遠,英法租界和華界,地面相錯,互不相管,各有各的勢力範圍。那些煙土商明明知道被人劫走了煙土,但也不敢高呼求救,報官報警,只有打落牙齒往肚裏咽。
   當年上海灘上最厲害的搶土人物,前後共有16個,他們各以8人為一組,擁有無數徒子徒孫。這16個人,因為出現在搶土隊伍的時間有先後,被人稱為“大八股黨”和“小八股黨”,大八股党的首領是英租界的沈杏山、季雲卿、楊再田等人,這“小八股黨”的總頭領即是杜月笙,據說他先是參加大八股黨,到後來,威鎮上海灘的“大八股党”也成了杜月笙的臣屬。大八股黨入道很早,因此不幾年就過上了“體面”生活,手面豪闊,揮金如土。也正因為大八股党已經成了“求田問舍”的田舍郎,對每天腦袋拴在褲腰帶上打打殺殺的生活不太上心了,開始選擇一種穩妥可靠、不冒風險的斂財方法。他們紛紛或明或暗,急先恐後地投效上海的緝私機構:水警營和緝私營,以及英租界的巡捕房。他們採取孫猴子鑽進鐵扇公主肚中的辦法,倚仗手中有的是金銀錢鈔,上下買通,很快就鑽進了這些緝私機構的核心部門,佔據了高級職位,甚至還有的擔任了這兩個“肥”營的營長之職,徹底地控制了這兩個緝私機構。當“大八股黨”把水陸兩途,以及英租界的查緝煙土之大權抓到手之後,不但自己私販鴉片,並且化暗為明,公然出面向煙土鉅賈大量收取所謂的保護費。而潮州煙土幫的闊佬們也無不歡天喜地,自願奉獻。因為從此以後,有緝私部門的槍桿子保護,他們的買賣就合法化了。“大八股黨”和煙土商們不把法租界的黃老闆放在眼裏。首先是因為法租界總共只占地一千多畝,地小,人少,力量有限;其次是鴉片商和煙土行多半都開設在英租界,而法租界很少有煙土棧。他們認為即算有些法租界的朋友來搶幾麻袋煙土,發一筆小財,和他們成千論百,大來大往比起來,無異是癬疥小疾,微不足道,只要通黃金榮打個招呼,就不會有事了。沈杏山在英租界也是跺跺腳顫三顫的人物,因此心想,黃金榮不會不買他的帳。可他小看了黃金榮的胃口。

主題:1918年左右,黃金榮開始讓杜月笙代表他處理鴉片業務
作者:又一夜折騰  發表日期:2006-03-12 09:51:34
[表狀]




1918年左右,黃金榮開始讓杜月笙代表他處理鴉片業務,第一年在香港,第二年在法租界公館馬路上的一個大鴉片行擔任經理。隨著杜月笙對鴉片走私涉入越來越深,他控制鴉片走私的欲望越來越強烈,不肯再甘居大八股黨後頭揀零食了。在黃金榮的支持下,杜宣稱他的手下有權控制法租界的鴉片貿易,並且煽動法租界的鴉片零售商對大八股黨“造反”,因此杜月笙的小八股黨和大八股黨火拼得很厲害。19年1月17日,萬國禁煙會議在上海舉行。杜月笙看出,萬國禁煙會議在上海舉行後,英租界礙於國際觀瞻,必將宣佈禁煙,“潮州幫”煙土商所開設的大土行,既然在英租界無法存身,必然會改遷他處,上海灘只有法租界敢繼續收容這些煙館。因為法國人只要錢,對於煙土走私,歷來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的。“潮州幫”的大土行統統搬入法租界,將會給法國人帶來無盡的金銀,此等好事,法國佬有何不為呢?黃金榮也心動,想把英租界的煙土生意完全攬到法租界來,就可以坐地分贓了。於是,黃金榮、杜月笙等法租界的勢力和沈杏山等英租界的勢力約好“吃講茶”,解決地盤問題。在倚虹樓最好的雅座裏,黃金榮請沈杏山赴宴。
   據說,這次講茶喝出火來,雙方差點當場火拼。說是黃金榮出了電梯,劈面見了沈杏山,甩手就是一耳光,打得沈杏山眼冒金星,回過神來就要動手,被他的手下死命保住,他手下連聲說“有話好說有話好說”,說黃老闆您請先回,我隨後來登門拜訪。這位手下果然第二天登門拜訪,和黃達成協定,並且將一輛嶄新的汽車連同司機一起送給黃金榮。
   沈杏山鬥不過黃金榮,而且手下也不願為他賣命,所以在1923年左右,將法租界的護土生意拱手讓與黃金榮。為了怕黃金榮斬盡殺絕,有段時間還離開上海灘,不敢露面。不久,黃金榮,杜月笙和金廷蓀等人合股成立了三鑫公司,這個公司對外宣稱是開發房地產,實際上是包攬煙土販賣生意的煙土壟斷公司。公司的幕後老闆當然是黃金榮,但黃因為公職在身,當然不便公開出面,所以實際拿主意的是杜月笙,經理是金廷蓀。金廷蓀是浙江寧波人,精明強幹,極會理財。他進黃公館的門要比杜月笙早,很受黃金榮的器重,他與杜月笙,都是黃金榮身邊的心腹大將。杜月笙是武腳色,金廷蓀則始終是個文角色。他心思機敏,算盤子打得既精且狠,是黃公館唯一的理財家。後來,張嘯林加盟三鑫公司,使得三鑫如虎添翼,很快壟斷了整個租界的煙土販賣。
   上海灘有所謂幫會勢力的三巨頭之說,就是說的黃金榮、杜月笙和張嘯林三人。這三人各自都有自己的一幫門徒死黨,但三人又互相稱兄道弟,表面上看好得穿一條褲子,所以上海灘的鐵三角就是這三個人鼎起來的。
   張嘯林是杭州人,在杭州名氣相當響亮。他其實開始的時候還是個讀書人,肚子裏也有幾點文墨,不像黃、杜出道的時候鬥大字不識。年輕時入過浙江武備學堂,後來退學。他當過綢緞織造工,不過經常糾眾滋事,尋釁打架,各機房的老闆拿著他頭痛,暗中串通,誰也不招他做工。張嘯林斷了生計,便帶了幾個小流氓,專門以詐賭騙錢、刨別人的腰包為生。辛亥革命以前,張嘯林在茶館裏為爭座位,跟旗人大打出手,幾乎釀成命案。他怕官府捉拿,逃出杭州,躲在一個當巡官的朋友家裏。辛亥革命後,他打旗人的案子不了了之,於是又堂而皇之地回到杭州,繼續獨霸一方。他早先到過上海,托人引路,與黃金榮見過一面,沒與他交往。
   但二十年代初期,張嘯林重返滬上,打算來大幹一場。因為他看准了一著棋。當時浙江軍閥盧永祥由淞滬鎮守使上任浙江督軍,盧系大將軍何豐林繼任淞滬鎮守使,劉春圃任淤滬員警廳主任秘書,俞葉封調任緝私營統領,這些人都與張嘯林有很深關係,而浙江省省長朝陽是他浙江武備學堂的鐵黨。這些人在臺上,無異於是給他指明了一條路:趕緊到上海去插手鴉片走私,好好撈他一把。當然,他也懂得“強龍壓不過地頭蛇”的道理,而且他赤手空拳,一無所有。他自忖自己絕對不能在上海灘另開碼頭,唯有爭取黃老闆、杜月笙的合作,於是就來拜碼頭了。黃金榮開始看他不上眼,而杜月笙則從他的言談中看出他的背景深厚。於是,杜月笙勸黃金榮重用張嘯林。他說:第一,張嘯林會說普通話,對於官場交際應酬,有他自己摸出的一套,用不著搭架子。第二,張嘯林是杭州人,而上海屬於浙江軍閥的勢力範圍,北洋第三鎮出身的盧永祥,升任浙江督軍,繼任的淤滬護軍使何豐林是他的心腹大將,何豐林手下的軍警要人,皆為浙江籍。如請張嘯林去與之聯絡,必定合適。經杜月笙這番分析,黃金榮對張嘯林不由得刮目相看了,因為他正要找一個能與浙籍軍閥溝通的人物。三鑫公司成立之後,獨佔了法租界的煙土市場,接著又吉星高照,英租界宣佈禁煙。這時候的黃金榮、杜月笙已牢牢地掌握了上海的煙土事業。但是,在他們面前,還有一重關口,有著無限隱憂。
   黃金榮、杜月笙的勢力,到二十年代初已經可以左右法租界的各處市面,但在法租界以外的華界和英租界,他們辦起事來還是有點力不從心,不能一手遮天。對販賣煙土一行來說,環節眾多,哪個關節都不能有任何差池,不然就“人贓俱獲”被人家截斷財路。自吳淞口到龍華而入租界,這一條長長的煙土人港必經之路,都是淞滬鎮守使衙門的天下,水警營、緝私營、員警廳,乃至各級隊伍,虎視眈眈,稍一逆拂他們,便要受制。這個關鍵若不打通,運輸方面說不定還要走“水裏拋、順江流”的老路,要擔風險不說,還會經常出現搶土事件,嚴重影響收入。杜月笙見到張嘯林在華界是個通天人物,便有意傾心結納,他說服了黃金榮後,立即找張嘯林聚談,並把張引為生平知己,從此兩人成為秤不離砣,砣不離秤的親密搭檔。張嘯林既已入了杜、黃一夥,又領了杜月笙的大筆交際費,便去找盧永祥、何豐林,促成了軍閥、幫會、租界三位一體的鴉片走私聯盟。這一來,局面豁然開朗,三鑫公司的事業蒸蒸日上。杜月笙更是躊躇滿志,一帆風順。
   其實三鑫公司並不直接去產地購買鴉片。它所作的“工作”,只是護送鴉片,保證鴉片運輸的安全,因此它等於一個無所不能的“鴉片保險公司”,凡是運銷上海租界和華界的鴉片,都得有三鑫公司在鴉片煙土上的蓋戳才能入市,各鴉片煙館售賣的鴉片,只能從三鑫公司進貨,一百元的鴉片收取百分之三十的“保險費”。當然,鴉片如果被搶,三鑫公司也得照價賠償。因此,鴉片館貨源有保障,經營也安全。不過,這些大土商除了有特殊的大買賣必須抽取一大筆錢孝敬之外,每逢一年三節(春節、端陽、中秋),也要交上一筆錢。甚至三鑫公司還根據煙館煙槍數來“抽稅”,一根煙槍一晚多少錢,都得按時上交。僅此一項,三鑫公司的收入就很可觀。
   三鑫公司自與軍閥勾結,業務上自是一帆風順,進展神速。可是到了1923年和1924年之交,突然遇到了棘手的問題。
   過去,運鴉片的輪船是從長江中崇明島的南水道駛入吳淞口,再從高昌廟起岸,沿公路運到上海的。但是,自從三鑫公司獨佔了上海的市場,“潮州幫”退居附庸地位,業務每況愈下,他們中的一部分人又匯合了黃浦灘上另一股力量,全力另辟運土新途徑,企圖東山再起,進而與三鑫公司抗衡。他們幾經周折,選定了長江北岸的啟東、海門一帶,作為撥運的驛站。這一來,大大影響到三鑫公司的業務。
  不久,江蘇軍閥與浙江軍閥打起仗來。浙江皖系軍閥淞滬護軍使盧永祥與其部下淞滬鎮守使何豐林被打敗而下野,上海成了江蘇軍閥的領地,直系後起之秀孫傳芳佔據了淞滬。杜月笙、張嘯林苦心聯絡的上層關係。靠山都無用了,而有心去另攀高枝一時也來不及。眼看黑貨的來源就會斷絕,因為兵荒馬亂之中,沒有孫傳芳的保護,原先堂而皇之的那條老路線,如今是決不敢再走了。這一下,把杜月笙急了個臭死。以前他有恃無恐,貨到立即發售,從不考慮庫存的問題,現在一經戰亂,癮君子們羅掘一空,上海大小上行,更進一步面臨鴉片斷擋的危險。販賣鴉片的生意陷於停頓,除了黃金榮家底子厚,平常花費不多,金廷蘇開銷小,有點積蓄外,杜月笙、張嘯林以及“小八股党”顧嘉棠等人,很快就捉襟見肘,囊中金盡,特別是杜月笙,平時花錢大手大腳,到這時,一分余錢也沒有了。眼看又快到過年之時,大家日困愁城,束手無策。杜月笙更是急得如熱鍋上的螞蟻,團團直轉,因為他過去過一個年,花費要一、二百萬,如今這場面要如何去撐持?張嘯林窮瘋了,硬逼著他的太太把頭上、手上所有的首飾都去當掉。然而杯水車薪,這幾個錢頂什麼用。“小八股黨”窮急了,到處打聽消息。這一天,他們聽到一個消息,說是國會議員陸沖鵬手裏居然有貨,於是不管三七二十一,找上門去“借土”。這陸沖鵬是前清秀才,因廢除了科舉,便進了蘇州法律專門學校。他是海門世家,有良田千頃,家中佃戶,多達數千戶之眾。他手裏怎麼會有杜月笙都弄不到的鴉片呢?這事還得從頭說起。
   1923年6月,直系軍閥趕走了黎元洪。同年10年,曹錕以重賄當選為總統。次年10元,直奉軍閥大戰,直系大將馮玉祥乘機倒戈,回師北京,推翻曹錕,段棋瑞就任臨時執政,任命各部總長,以李思洽為財政總長,並兼任鹽務署督辦。李思浩是段棋瑞的親信,這次出任財政總長,面臨一大難關,即軍費龐大、財務極度困難。海軍將士為索餉,竟將海軍總司令部逼下了台。因此,段棋瑞和李思浩,千方百計想給海軍籌付欠餉,終於獲得了日本財閥三井的暗中協助。由日本人中澤松男出面,每個月向波斯採購鴉片500箱,由波斯運往上海銷售,資金由三井公司墊付,所賺的錢,則交段棋瑞、李思浩撥付海軍發欠餉。段棋瑞和李思浩喜出望外,但他們必須在上海找一個可靠而又有辦法的自家人,亦即所謂的“安福系”人士作為這樁秘密買賣的總代理。他們想來想去。最後決定把這項任務交給陸沖鵬。因為,一、陸沖鵬是“安福系”支持當選的國會議員;二、1920年直皖開戰,段棋瑞下到上海,與李思浩等要人均住在陸沖鵬家避難。段、李將這項美差給他,多少有報答之意;三、陸沖鵬和上海的一些煙土商很熟。杜月笙還調查到,陸沖鵬接奉這項密令之後,便和廣茂和煙土行簽訂了合約,由陸沖鵬代表段棋瑞臨時政府簽字蓋章。雙方約定陸沖鵬負責運送煙土至廣茂和煙土行,而廣茂和煙土行則見貨付款。第一批鴉片500箱運到外海,陸沖鵬早已接到密碼電報,他立即通知廣茂和煙土行,叫他們準備現款接貨。他這一去,才曉得自己上了大當,廣茂和的老闆居然推說一時籌不出這麼多現款,言下之意仿佛是打算放棄這筆大生意,也無可奈何。 陸沖鵬被這意外的變卦急得團團轉,貨物就要到了,買主卻說不要貨,因付款不出,叫他把這麼多鴉片往哪兒藏。他左思右想都毫無辦法,只好暫且把這500箱煙土放到他的田莊。他的田莊面積遼闊,以前就當過存放鴉片的秘密倉庫,同時,他的佃戶都受過軍事訓練,他又買了大批槍械放在田莊,萬一有人來搶,他們還可以竭力抵抗。杜月笙把陸沖鵬的底牌,摸了個一清二楚,臉上的愁雲頓時一掃而光。他興奮異常,因為他知道北洋政府都在明目張膽地用軍艦走私鴉片,那麼,他的三鑫公司又為何不能做呢?他立即去拜訪通商銀行的老闆,從他那兒借了2萬塊錢。他拿著這筆錢交給張嘯林,叫他打點精神去辦事,儘快地結交孫傳芳手下的新貴。過去,杜月笙和張嘯林就同孫傳芳的駐滬代表有過交往。這次手中有2萬塊錢,他們托人居間介紹,幾度酬醉往還,孫傳芳左右的和位高級官員,便和杜月笙、張嘯林稱兄道弟起來。通過孫傳芳的仲介,陸沖鵬放心地將五百箱鴉片交給杜月笙。
   500箱煙土轉手便賣光了,三鑫公司獲利甚豐。不久,段祺瑞的財政總長李思浩到了上海,在陸沖鵬的引薦之下,杜月笙去見了他,雙方舉酒言歡,往來頻繁。後來,陸沖鵬和李思浩同赴北京,回上海時,又帶來了兩張北京臨時政府財政部的委任狀,聘任杜月笙、張嘯林為財政部參議。杜張二人敬謹收下。 杜月笙走私鴉片有“功”,因而獲得了北洋軍閥授予的高官顯位。

主題:杜月笙和黃金榮的關係,頗為複雜,遠不是一般人想像的那樣親密無間
作者:又一夜折騰  發表日期:2006-03-12 09:52:32
[表狀]




杜月笙販賣鴉片,是上海灘眾所周知的事,但杜月笙精明的地方就在於,他幹什麼事情都戴著手套,絕對不會弄髒自己的手。所以,三鑫公司的存在是鐵板釘釘的事,但三鑫公司到底有幾個巨頭操縱,甚至三鑫公司實際從哪一年成立,都沒有定論。大致說來,是在1925年年中。
  
杜月笙在黃金榮手下已經成了數一數二的人物,因此,他不再甘於黃金榮的羽翼之下。他的自立門戶,以華格臬路杜公館成立為標誌,這表明他可以和黃金榮分庭抗禮了。
   杜月笙和黃金榮的關係,頗為複雜,遠不是一般人想像的那樣親密無間。表面上,杜月笙對黃金榮極為尊重,有求必應,黃金榮對杜也是倚為腹心,但隨著杜月笙自己的場面越來越大,黃金榮不免又妒又忌——既妒他之勢力超過自己,又忌他不利於自己。而杜月笙對黃金榮也不那麼恭謹了。上海灘上“三大亨”的排名,從開始的黃-張-杜,進而變為黃-杜-張,最後定于杜-黃-張,這中間的微妙之處實在不足為外人道。(黃、張比較)
   杜月笙在勢力和聲望上超過黃金榮,以黃金榮六十歲後(1923)退出法租界巡捕房督察為轉捩點。黃金榮退出這一職位,乃是不得已的事。因為就在這幾年他接連“跌霸”(上海話,失面子),再也沒有往昔的威風凜凜了。
     後來上海解放前夕,杜月笙避往上海,黃金榮以老邁為由,不肯離開上海。但他最後還是從杜月笙那裏撈到一筆錢。原來,黃金榮一直秘密和楊虎、程子卿等人合夥同法租界巡捕房總巡喬辨士私下做軍火買賣,軍火賣給了軍火商人劉裕章,劉沒付款,原本以為劉賴不掉這一筆款,沒想到變天來得這樣快,劉裕章跑了。黃金榮一生愛錢如命,現在風雨飄搖的時節還惦記這一筆十萬元的債,要求香港的杜月笙替他討回來。為此還派管家程錫文親自跑了趟香港。杜給了他一個軟釘子,要管家去找大少奶奶(李志清)想辦法。李志清在上海解放前將黃金榮的家私席捲一空,逃往香港。黃金榮不依不饒,派程錫文二次赴港,還接連打了幾次加急電報給杜。杜抹不開臉面,最後還是叫其門徒萬墨林湊起了五萬元匯給黃金榮。可以說,終杜月笙一生,他負黃金榮的少,而黃金榮負他則多。
   黃金榮對杜月笙最“照顧”的地方,除了將杜月笙帶出來,就是送了杜月笙華格臬路的一塊地皮,讓他蓋起了舊中國聞名遐邇的杜公館。
   1925年杜月笙在租界和軍閥當局的庇護下成立了“三鑫公司”,壟斷法租界的鴉片提運,同年擔任法租界商會總聯合會主席,兼任納稅華人會監察,勢力日大,逐漸取得了與黃金榮平起平坐的實力。1927年杜月笙與黃金榮、張嘯林組織“中華共進會”,為蔣介石鎮壓革命充當打手,取得了蔣介石的支持。南京政府成立後,他擔任陸海空總司令部顧問、軍事委員會少將參議和行政院參議。1929年杜月笙任法租界公董局華董,這是當時華人在法租界的最高職位。黃浦江水依舊滔滔向北奔流不休,而在杜月笙身上卻再也找不到那個水果小販的影子了,一代“大亨”終將長成。
  
春申門下三千客 小杜城南尺五天
  
   “海上聞人”這一個稱號,配得起人的不多。首先,這是專給上海灘上的風雲人物預備的“專號”。更重要的,上海灘風雲人物各行各業代代層出,但真正敢戴著“海上聞人” 這頂帽子的人,幾十年來的上海只有寥寥幾個。“聞人”似乎和“名人”相通,但決不能劃等號,更和現在常用的“知名人士”,意義完全不同。比如,如果稱胡適之博士為名人或知名人士,他會頷然受之,但若稱呼他為“聞人”,則他會勃然大怒。相反,若稱呼杜月笙、王曉籟這一輩“名人”,不加“聞人”的稱號,則會有失他們的“身份”。“大亨”和“聞人”之間區別也不能混淆。在舊上海,到處可見挺胸凸肚,翹著大拇指橫行過市的人。他們挺胸凸肚倒不是為了表明自己無衣食之虞,而是,不如此不足以表明他們可以橫行無忌,翹著大拇指,則是顯擺他們大拇指上特大號的黃金戒指。在特定場合,他們也“說話算數”,可以擺平不少麻煩,為周圍不少人畏懼。這些人可稱之為“大亨”。他們雖然威風,但他們和“聞人”之間的差距,正如癟三和“大亨”之間有不可逾越的鴻溝一樣。“大亨”是幹什麼的都有。漁市上,有黃金榮的徒弟“大亨”黃振亞把持著;菜市上,有杜月笙的徒弟“大亨”徐海濤把持著,人力車市場上,有“大亨”顧竹軒把持著;碼頭上,既有紅幫霸頭,也有青幫的惡棍,僅沈關生、李茂齡、張寶春三大碼頭霸主,就各自豢養徒弟1000余人當工頭,他們都在上海置辦了大量房地產,成為“大亨”。至於賭場、舞場、酒店、妓院、煙館、夜總會、大世界遊樂場等“日進鬥金”的十裏洋場,每個經理、主任什麼的,都可以抖一抖,成為坐鎮一方的“大亨”。令人啼笑皆非的是,連挖大糞的行當也有“大亨”,就是俗稱的“糞霸”。
   但在舊上海的報刊上,以上“大亨”絕對不敢冠以“聞人”的稱號。當時經常冠以“聞人”稱號的人至多不超過二十個,其中象虞洽卿、王曉籟等是商界人士;黃金榮、杜月笙、張嘯林等則出身流氓白相人,沒有什麼像樣的職業,可他們能夠揮金如土、一呼百諾,他們沒有高官顯爵,但全國各地的達官貴人、軍閥顯要,到了上海的地頭上都得先來拜見他們,趨奉唯恐不及。而杜月笙尤其可以稱得上是“聞人”中的“聞人”。在國民黨統治時期的“十裏洋場”,連蔣介石、帝國主義租界當局也要買他的帳,同是“聞人”,虞洽卿、王曉籟成名比杜月笙要早,財勢比杜月笙要大,但一切還要看杜月笙的臉色行事——“杜先生”說了“不”的事情,這些人不敢說“是”。
  那麼,杜月笙如何能夠做到這一點呢?他從高橋鎮爬到十六鋪,又從十六鋪攀到黃公館,甚至從黃公館走到杜公館,這些經歷,雖然傳奇,但也不過是重複了很多上海灘上別的“英雄”的傳奇。只有在杜公館,杜月笙“站”起來,而且是以一種非常優雅的姿態站著,這才是杜月笙自己的精彩“傳奇”。在杜月笙以前,上海灘上的“白相人”,雖然也能夠呼風喚雨,也能夠紙醉金迷,但是絕對沒有人能夠象杜月笙那樣躋身“上流社會”、“紳士階層”。換言之,不管這些人多麼“風光”,他們仍然是“流氓”。但杜公館的杜月笙,再也沒有人認為他是“流氓”了。你可以叫黃金榮“黃老闆”,黃金榮會很得意,你可以稱張嘯林“張大帥”,張嘯林會很神氣,但你絕對不能稱杜月笙“杜老闆”或是“杜大帥”——“叫我杜先生!”這是杜月笙對別人的要求。
   杜月笙做到這一步,只能說是他的“天賦”使然。他的天賦顯示在他強烈的權力欲,精巧的權力平衡術,和出乎本能的交結朋友的技巧方面。
   當年上海灘上對黃、張、杜三聞人的評價是,黃金榮好財,張嘯林好打,而杜月笙會做人。黃金榮好財是上海灘上眾所周知的事。比如,因為“老頭子”收門生的時候門生一般都得“孝敬”老師一筆拜師費,少則幾百,多則幾千。黃金榮看重這一筆收入,對有人來拜門生帖子,來者不拒,結果鬧出不少“爬香頭”的事來。所謂“爬香頭”,也是幫會切口,是指門生拜過一人做老頭子後,又越過自己的“老頭子”和老頭子的老頭子攀師徒關係。這是幫會大忌。但黃金榮既是“天字輩”人物,對幫會規矩不放在眼裏也不是第一次,他收的門徒裏就有不少為了炫耀勢力而“爬香頭”的“叛祖”人物。張嘯林好打,是這人及其手下動不動就“以武力解決”,橫衝直撞,氣勢洶洶,霸氣十足。雖然三大聞人裏就張嘯林文化水準高,但也只有他行頭最粗魯,三字經不離口。杜月笙“會做人”,但“會做人”這三個字說起來簡單,“做”起來真不容易。
   “會做人”首先就要會“看人”。杜月笙和戴笠的關係就很能說明杜月笙識人之能。
   戴笠(1897--1946),原名春風,字雨農,江山保安鄉人。六歲喪父。民國2年(1913)畢業于原江山縣文溪高等小學校。次年秋考入杭州省立第一中學,兩年後被學校開除,浪跡杭州、寧波、上海等地。民國6年,曾在浙軍周鳳歧部當兵。民國10年左右,在上海結識杜月笙。戴笠此時混跡上海灘,還只是一個賭場裏潦倒不堪的小混混。有一次在杜月笙的賭場裏擲骰子,技藝超群,讓賭場出血不少,看場子的人看不順眼了,要收拾他一頓,結果戴笠指名道姓要見杜月笙。杜的手下報給杜,看杜怎麼處理。杜聽說有這樣的事,忙要求將戴笠帶到杜公館,讓他表演一下。杜月笙雖然賭癮極重,但賭術卻並不怎麼樣,一看之下,對戴笠這一手隨心所欲的擲骰子絕技讚不絕口,認為此人心思手腕這麼靈活,非常人可比,值得傾心結納,如是當場訂交,二人以兄弟相稱。後來,廣州的黃埔軍校開辦,在上海招生,杜月笙勸戴笠投考,還求黃金榮特意寫了一封介紹信給當時已是黃埔軍校校長的蔣介石。這封信分量很重。因為蔣介石當年去廣州投靠孫中山,也是黃金榮資助的,蔣介石還拜了黃金榮做老師,黃金榮給蔣介石了斷了他在上海欠下的一筆四千元的債,還打發他一筆盤纏,這在愛錢如命的黃金榮,真是破格之舉了,所以,蔣介石終生對黃金榮都很感激,現在黃金榮的一封介紹信,完全抵得上一封錄取通知書。1926年戴赴廣州,改名戴笠,9月考入黃埔軍校第六期。北伐時,編入國民革命軍第一軍騎兵營一連。四一二政變中,因揭發同學中20余名共產黨員,得蔣介石、胡宗南等賞識,選為騎兵營國民黨党部執行委員,開始從事情報工作。當北伐軍打到上海的時候,戴笠已經成了北伐軍中的一個不大不小的角色了,他回到上海第一件事就是去拜見杜月笙和黃金榮,感謝當年的指點和提拔。1928年戴笠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上尉聯絡參謀,主持情報工作。31年底,蔣介石下野,戴笠失去了靠山,情報工作也幹不成了,蔣介石給他們的情報小組發了一筆不小的遣散費,可是戴笠一文錢沒收到,原來那領錢的人卷款潛逃了!所以戴笠又是一貧如洗,成了潦倒漢,有時連跑當鋪的資本都沒有。這時候,他去找杜月笙,杜月笙對他仍舊器重如故,熱情反而更甚,戴笠開口借錢,他二話不說給五十大洋,對他說缺錢了再來找他,有用得著月生哥的地方,“閒話一句”。戴笠心中感激難以名狀,只好含淚告別杜月笙。很快,這五十元花完,戴笠不得已忐忑不安又去杜月笙處打秋風。杜月笙依然很仗義,給他五十大洋。此後又不時接濟戴笠,戴笠都記在心上。
   1932年1月蔣東山再起,重返南京,開始重用戴笠,由戴成立特務組織“中華復興社”,戴笠任特務處長,從此戴笠一路高升:35年,任南昌行營調查科科長。後該科合併於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二處,戴任處長;37年,組織“蘇浙行動委員會”別動隊5個支隊,後改稱“忠義救國軍”,自任書記長、總指揮;38年,升任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副局長;42年,戴會見美國海軍中將梅樂斯,洽談情報工作,次年設立“中美特種技術合作所”,戴與梅分任正、副主任。直到1946年3月戴笠飛機失事葬身火海,戴笠都是蔣介石最信任的心腹之一,也是國民黨統治中國時期讓人聞風變色的一個角色。杜月笙三十年代開始到1937年上海抗戰開始近十年的“黃金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和戴笠早年建立的這種特殊關係。可以說,只要戴笠還掌權,杜月笙就不可能倒,因為在一個實行特務統治的中國,戴笠的勢力遍佈全中國的各種行業,對一般的國人擁有生殺大權,即使孔祥熙、宋子文、陳誠這些蔣介石倚為幹城的人物,對戴笠也得禮讓三分。
   杜月笙和戴笠之間的關係,遠不是金錢或權力利用的關係,而是一種從感情到利益的共生關係。據說軍統機關如一時周轉不靈,戴笠總是親筆寫個條子,囑咐經管人去找“杜先生”。對此,杜月笙總是有求必應,而且所有帳款往來絕對是“無息貸款”。不要小看“無息貸款”這一承諾,因為抗戰期間,中國物價飛漲,貨幣飛速貶值,貸款利息都是百分之幾十銀行才能勉強保本,杜月笙“無息貸款”給戴笠的軍統,等於倒貼百分之幾十的本錢。抗戰期間戴笠手下在上海活動,杜月笙對自己的門徒說,凡是軍統的人來找,要錢給錢,要物輸物,要人出人,就當是自己的事。所以,軍統在上海的特務活動,有不少就是杜月笙的門徒完成的,為此這些門徒生死置之度外,受了不少苦,比如杜月笙的大管家萬墨林就為此先後兩次坐牢,在牢裏被打得幾個月起不了床。
   當然,戴笠對杜月笙也絕對“夠朋友”。因為他的身份非常特殊,到上海他決不能公開露面,所以他如果到上海,必定住在杜月笙為他安排的地方。他有什麼發財的門路,首先想到的肯定不是別人而是杜月笙。1943年前後,杜月笙與戴笠私下合作,成立了一個通濟公司,由杜任董事長,並把錢新之拉去擔任副董事長。實際上,戴笠是大老闆。通濟公司倚仗戴笠的特權,做盡了任何奸商所不能做的生意。這是什麼生意?原來,國統區的輕工業很不發達,一些基本的生活必需品產量非常有限,已經導致嚴重的通貨膨脹,威脅到國民政府的統治,而淪陷區日本人掌握的戰爭資源也非常有限,他們缺鋼少鐵,更缺少一些有色金屬,軍火工業難以為繼,而中國產有色金屬的省份如江西、湖南缺基本上還掌握在國軍手裏,所以,出現了戰爭史上千古難聞的奇聞,中日兩個交戰國為了使戰爭能夠繼續進行下去,竟然私底下做起了以貨易貨的生意:國統區以有色金屬、桐油等戰略物資交換日本人掌握的棉紗、棉布。這種秘密交易要是捅開來,不止國統區的人民會義憤填膺,連世界輿論也會群議洶洶的。當時不准出口軍火工業原料,這個公司卻大量運到淪陷區去賣給日本人,讓敵人製成軍火來屠殺中國人,又能夠從淪陷區換回在後方能賺大錢的棉紗布匹等日用必需品。當時,交通檢查、戰時貨物運輸等大權,都操在戴笠手上,所以只要戴笠放行,就沒有什麼障礙。戴笠看到這是賺大錢的機會,馬上想到由杜月笙出面來組織這種易貨交易,杜月笙從中獲利極豐。

主題:抗日戰爭勝利後,蔣介石授權戴笠處理漢奸問題。這又是一個千載難逢的“商機”
作者:又一夜折騰  發表日期:2006-03-12 09:53:15
[表狀]




  抗日戰爭勝利後,蔣介石授權戴笠處理漢奸問題。這又是一個千載難逢的“商機”。因為淪陷區日偽多年搜刮來的財物都得沒收,大大小小的漢奸為了逃避懲罰都不惜錢財到處鑽營打點,國民黨的“接收大員”手中的一點點權力都能換來大筆大筆的金錢,所以很快的“接收大員”變成了“劫收大員”,一個個撈得盆滿缽滿。戴笠既然掌管漢奸處理問題,他手中賺錢機會就多不勝數了。但他絕對不自己出面,把這些機會讓給杜月笙。當時的情況是這樣:那些地位極高的大漢奸如陳公博、周佛海等人如何處置,這得蔣介石拍板,等而下之的“中等”漢奸,怎麼處置戴笠說了算,但戴笠放出風聲來要從嚴辦理,絕對不苟私情,他也不接受任何人的請托——但是有例外。這個例外就是杜月笙。別人請托從輕處罰都沒有用,但杜月笙到戴笠處說情,則戴笠無不從命。這已經成了上海灘上公開的秘密。所以那些大小漢奸聞風而動,擠破了杜家的門檻,花了無數的錢財,只為得杜月笙在戴笠面前說一句話。杜月笙當然很有分寸,哪些人可以放,哪些人放了民意無法交代,這些他都心裏有本帳,所以也不讓戴笠為難。而且,杜月笙也不會當面向戴笠通情,而是通過戴笠的心腹王新衡轉達,而王新衡也是杜月笙的門生。所以這兩兄弟一個唱紅臉一個唱黑臉,狠狠撈了一票。不過,那些漢奸的錢財也是民脂民膏,他們發的不義之財,擠出來也不冤枉他們。
   因為杜月笙和戴笠之間有如此砣不離秤、秤不離砣的關係,戴笠一死,杜月笙非常傷心,得到消息的時候,杜月笙正在玩牌,一時之間大驚失色,繼而面如死灰,落淚不止。後來,他給戴笠的兒子送了幾十萬的奠儀,有一年,去戴笠的墓上奠掃,還恭恭敬敬地三鞠躬,眼中含淚,悱惻傷神,這是杜月笙成名以後沒有的事——誰當得起他的三鞠躬?誰又值得他流淚?
   杜月笙和范紹曾也是這種情同手足的關係。不過範紹增活到了解放後,回憶起杜月笙的時候,倒了不少關於杜月笙的黑幕,不知杜月笙地下有知,會是什麼心情。
   論範的職務,他不過是雜牌軍川軍的一個師長,但他是長江上游一帶赫赫有名的袍哥首領,所以其勢力不是一般的師長可以比肩的,而且他很有錢,是四川數一數二的財主。杜月笙和範紹增拉上關係,是有一次杜的一個朋友要去四川開辦“嗎啡廠”(盈利比販賣鴉片要高得多,但杜月笙自己不幹,成全別人幹),杜寫了一封介紹信,希望範紹增保護一下,範紹增對杜月笙是“神往”已久,只是無緣識荊,現在當然巴不得為杜月笙做點事以示好。杜月笙很領情,凡是捧他的人,他加倍捧還。後來范紹增特意來上海遊玩,杜月笙待之以上賓,吃喝玩樂樣樣奉陪,將範紹增款待得受寵若驚,從此對杜月笙服服帖帖,有求必應。杜月笙對範紹增的結納,真的是不遺餘力。三十年代範紹增參與“剿共”,在洪湖和後來的賀龍元帥作戰,肩膀受重傷,關節都打碎了,杜月笙聽到這消息,連夜派得力手下去將範紹增接到上海,請上海最有名的外科醫生給范醫治,保住了他一隻手臂。範紹增在上海將養了大半年,杜月笙就當他是親生兄弟,事無巨細地照顧,花的全是杜月笙的錢。這段時間,範紹增看上上海灘上一位姓黃的紅舞女,追了好幾個月,花了不少銀錢,結果那位舞女還是不肯輕易委身,範紹增在上海灘上不敢放肆,傷癒只好怏怏回到四川。不料,杜月笙知道這事以後,不知使了什麼方法,竟迫得這位當紅的舞女“負荊請罪”,由杜包了專機飛到四川讓這位大老粗“一親芳澤”,了結他的“相思之情”。
   抗戰勝利後,從四川又活動到上海來的范紹曾來到了杜公館。范紹曾來求杜月笙:“月笙兄,我聽說,中央現在正在上海拍賣接收的敵偽物資,可以整個倉庫賣出,只要找到門路,頂到一個倉庫,就能發橫財。”“你真的想發橫財?”“你是知道的,這物價飛漲,我那點錢,差不多要花光了。”“行,你請劉攻芳吃飯,我出面說人情。”劉攻芳是敵偽物資管理局局長。第二天晚上,范紹曾設宴請劉攻芳吃飯,杜月笙做陪。酒足飯飽後,範紹增說:“劉局長,我這段時間手緊,能不能頂座倉庫,弄兩個錢花花?” 劉攻芳還沒有回答,一旁喝水的杜月笙立即插話:“這些東西都抓在他手上,只要他答應,那還有什麼話好說?”這個邊鼓敲得咚咚響。劉攻芳不能不賣杜月笙的面子,笑了笑,說:“的確不是什麼大事,你要真想要,就頂一座吧。” 當時,買這倉庫不需付現款,只是由范紹曾開的福華銀行出了一張期票便妥,完全等於白送。倉庫中的布匹、棉紗、蜂蜜、皮毛等數量品種之多都出乎范紹曾等人的意外。這些倉庫從接收後,連清點都沒清點過,間倉庫管理人員,不但答不出數量,連究竟有些什麼東西都說不清楚。那一次,范紹曾一個人就足足賺了黃金三千多兩。杜月笙待他如此,範紹增豈不感激涕零?
   所以,不用杜月笙招呼,範紹增就自己想著法子來報答杜月笙,不要讓杜看輕了自己這個朋友。當時四川是出鴉片的地方,範紹增弄幾百擔鴉片是小菜一碟,這些鴉片運到上海來,則價碼立刻翻上好幾番。有一次范紹增特意採購了一百擔上好煙土,自己打通了沿路的關卡稅局,送到上海來交給杜月笙,分文不收,當作禮物送給了杜月笙,這一筆禮,價值幾十萬元。抗戰期間,杜月笙開始時呆在香港,香港淪陷後幾乎是隻身一人來到山城重慶,人生地不熟,開始時很不得意。這時候範紹增很慷慨地送了杜月笙一套依山的別墅,有時,杜月笙入城接洽應酬,則總被招待住在重慶最大的建築“范莊”──範紹增的住宅之一,一部分被孔祥熙租用。這也可以說是杜月笙當年種下的人情開花結果了。
   杜月笙做人有一個特長,就是會“捧人”。他想要結交的人,總是先找與這人有關係的親友表示對這人的仰慕和恭維,使人樂於和他見面。他結交人的手法也跟一般人不一樣,見面時表現很親熱謙虛,一經見面之後,他覺得此人值得一交,必然千方百計在其他場合,或在與這人有關的人面前,將這人大大恭維一番,使得這些話傳到對方耳中,叫這人從心眼裏感到高興,認為杜月笙對自己真不錯。這種捧人的手法,無以名之,只好叫“旁敲側擊”法,比起那些當面諛詞如潮的拍馬之術來說,更為委婉,效果反而更好。
   當然,杜月笙捧人絕對不是“口惠而實不至”,他肯花自家錢來為別人辦事,為別人邀名,此種手法可稱之為“烘雲托月”法。杜月笙和蔣介石的兩大財神孔祥熙、宋子文關係極好。杜月笙捧孔祥熙就很有特色,也很有技巧。
   抗戰勝利後四川發生水災,四川省參議會議長向傳義和何北衡來上海募捐,先找市長吳國楨商量,吳推得乾乾淨淨,說他們來遲一步,剛有蘇北等幾處來募捐過了,大亂之後上海財力也有限得很。這兩位於是去找杜,希望杜出面募捐。杜月笙當場就拍胸脯保證:“我們在四川吃了幾年的飯,今天四川有災,不幫忙還算什麼人!”沒幾天他就募了一筆鉅款。本來他將錢交出就可以了,但他利用這個機會大大地給了孔祥熙一個面子。他向孔祥熙說明四川募捐吳國楨不肯幫忙的經過,說自己願意代辦,但要孔祥熙出面。孔祥熙不費一文不動一指就可以得到這“大善人”的名號,當然是樂顛樂顛。於是,孔祥熙照杜月笙的安排請四川代表何吳國楨等人到家裏吃飯,席間孔祥熙照著杜月笙給的臺詞,冠冕堂皇說了一番同甘共苦,傾力相助的漂亮話,說完便指著杜月笙說:“這件事我已經關照月生馬上去辦,一定要對得起四川同胞!”杜月笙便站起來很誠懇地表示:“既然院長這麼關心這件事,月生一定遵命去辦。”這件事當然孔祥熙很有面子。最重要的還不只是給孔祥熙面子,而是由孔祥熙出面,吳國楨才不會塌面子。如果杜月笙冒冒失失來發起募捐,吳國楨推掉的事杜月笙撿起來,等於說吳國楨不夠意思,比起杜月笙還不如,那吳國楨的面子往哪里擱?
   因為杜月笙捧孔一向肯下功夫,孔也就對杜另眼相看。如1947年杜月笙的兒子維屏、維新兩人在上海麗都花園同一天舉行婚禮時,孔祥熙當證婚人,當著一千多各界名流的面,將杜月笙捧到了天上。而且,杜月笙求孔祥熙辦事,只要給足了價錢,孔總是辦得特別痛快。
  過去,杜月笙在上海灘走紅時,包攬了上海灘的鴉片生意,獲得了大量的紅利。到了香港後,沒有了大宗收入供他揮霍,只好又在鴉片方面打主意。他在香港和幾個大鴉片煙販子進行了談判。這些人知道,只要杜月笙還繼續願意做這方面的生意,是保險不會出問題的,所以都願意先付巨額定金,向他購買。當時,他曾去西南找戴笠商量,並摸了一下西南煙土產運等情況。這次收穫很大,戴笠不但同意他做,還保證把大量煙土護送出口,並決定成立一個專門搞這門生意的港濟公司,分別在重慶和香港設立機構,表面上是由顧嘉棠來負責。   當時,杜月笙是打著投資開發西南的幌子去西南的,許多地方的負責人信以為真,對他大事歡迎,誰也不會想到他的真正目的。港濟公司成立後,香港的大煙販子便爭著向他訂貨。在1939年期間,法幣還沒有大貶值時,他就接洽了三千多萬元的定金。這些人都很相信杜月笙,認為他做這生意是“通了天”的。杜月笙承攬了這筆生意,拖了一年多還沒有法子交貨。太平洋戰爭爆發,香港淪陷後,很多人後悔莫及。但杜月笙並沒有因為香港淪陷就不講信用了,到重慶後,還是極力催促戴笠把貨運出去,後來聯絡好改在中越交界處交貨。戴笠早把這大宗煙土準備好了,但最後還有一關沒有打通。在蔣管區內走私販毒,戴笠可以為所欲為,但出口大宗毒品,必須有財政部發的證明檔才能通行。孔祥熙和戴笠的關係一向不好,所以戴笠一直沒弄到這張護照。杜月笙得知這一情形後,有一天把範紹增找去,把這一切經過都告訴了範紹增。“這個,你去送給孔祥熙。”範紹增找過一看,是一張五百萬的支票。當時,孔祥熙正住在范紹增范莊的房子裏,兩人每天都能夠相見。範紹增回家後,去見了孔祥熙。他照著杜月笙交代的,和孔祥熙談過後,把支票交給了孔。孔祥熙接過支票一看,一邊笑著說:“太多了,太多了!”一邊趕忙塞入口袋。杜月笙關照過範紹增,只要孔祥熙收下支票,什麼也不必再說,回去告訴他一聲就行。當晚,範紹增驅車來到杜月笙的別墅。“他收下了。” 杜月笙一聽,立刻抓起電話,說:“貨物馬上準備起運。”第二天,杜月笙一大早就給孔祥熙打了個電話。找著,就從財政部拿回了護照。是夜,戴笠派了一個排的武裝特務,押著幾十卡車的煙土,急速地駛出重慶。兩天后的一個夜晚,這批煙土安全抵達廣西鎮南關交了貨。範紹增經了一下手,分到紅利100萬元。當時,黃金才幾百元一兩,這錢數目相當可觀。錢新之、顧嘉棠、葉焯山等人都分到了十來萬元,其餘就被杜月笙和戴笠平分了。
  
杜月笙對另外一位財神宋子文也花了不少心思。33年宋子文從上海去美國接洽棉麥借款,出席世界經濟會議,在車站遭到槍擊,和宋同行的秘書左右兩肋中了四槍,當場殞命,宋子文倒只是虛驚一場。但這一場驚也驚得他成了驚弓之鳥,從美國回來的時候就先打電話叫杜月笙保護他的安全。杜月笙領了這個任務,不敢掉以輕心,率一幫親信親自到碼頭坐鎮為宋當保鏢,又為宋子文接風洗塵,宋非常滿意。但有一種說法,原來車站暗殺宋子文就是杜月笙安排的。杜月笙為什麼要下手暗殺“國舅”?吃了豹子膽了?倒也不是,據說杜月笙只是給宋子文一點顏色看看。就在此前,宋子文向杜月笙借了五百萬銀元(當時還沒有實行幣制改革),結果還過來的卻是空頭國債,杜月笙吃了大虧,宋子文還不受情,似乎看不起杜月笙出身,所以杜月笙就安排這次槍擊事件嚇一嚇宋子文,和宋子文並行的秘書喪命而宋卻毫髮無傷就是這個緣故。經此一嚇,宋子文果然對杜的態度又大為不同了,知道杜月笙的作用不可小視。
   此後,宋子文送了一個發財的機會給杜月笙。宋子文(當時為財政部長)為開發財源,趁著“航空救國”說盛行的時候,推出一種“航空獎券”,他將這獎券交個給杜月笙包辦發行。杜月笙自己不貪財,將這機會又送給自己的老搭檔、親家金廷蓀,幫金廷蓀包銷航空獎券,讓金髮了橫財。金廷蓀知恩圖報,耗資三十余萬美元,1934年在杜美路建造了一幢花園豪宅,送給杜月笙。新公館主樓裝飾奢華,餐廳、客廳、宴會廳舒適典雅,陳設均為法式傢俱。大花園是中因庭院風格,恰好與愛穿長衫的“上海法租界公董局董事”杜月笙的身份相吻合。可惜,當杜月笙準備搬新公館時,恰逢八"一三事變爆發,於是“杜公館”主人杜月笙一天也沒有在此住過。抗戰勝利後,杜月笙將此別墅送給戴笠作為軍統辦公場所,戴笠為了表明自己不占敵產,也就住進來了。後來,杜月笙以六十萬美元把房子賣給了美國新聞處。這別墅就是現在上海新樂路167號的東湖賓館。
   杜月笙之所以在上海灘有這麼大勢力,單單結交國民黨上層人物是難以撐起這麼大場面的。杜月笙的關係遍佈全國,在國民黨一統天下之前,杜月笙和各路軍閥、政壇鉅子的關係就不同一般。他想盡辦法結交各路英豪,而且不管這些人正在風頭上還是已經落魄,他都能傾心交結。
   還是他辛亥革命前,那時的杜月笙還只是一個賭場裏“抱台腳”的小角色,根本談不上什麼權勢,但他的“急公好義”、“講義氣”在江湖上已經出了名。有一次武漢新軍中的幾位遭清廷通緝的革命黨人途經上海,要去武漢,連盤纏錢都沒有,他們找到了杜月笙。因為革命黨中流傳著一個說法,落難到上海,實在沒辦法就去找杜月笙,不管認識不認識,他都會幫你。果然,杜月笙毫不推脫,就開始設法為這幾位朝廷命犯籌資。他自己沒錢,但想了個辦法去訛詐賭場老闆。他讓這幾位殺氣騰騰的壯漢拿著幾個空香煙筒闖到杜所在的賭場來“鬧場”,賭場老闆不知這幾位英雄來歷,忙叫杜月笙過來問出了什麼事體,杜月笙一番“交涉”,回報這幾位手裏拿著炸彈,是革命黨來“借盤纏”的,不給就炸場子。老闆慌了手腳,立馬從帳房支出八百元,讓杜去了結此事,杜為了撇清此事和自己無關,還特意推讓一番,讓老闆親自去交錢,老闆不敢,杜月笙就“勉為其難”拿著這一筆盤纏交給這幾位革命黨人,讓他們揚長而去。象這樣的事,杜月笙幹過不止一次兩次。這些人受了杜月笙的恩情,以後也談不上什麼回報,因為他們說不定連自己的命都保不住。但杜月笙不在乎,他在乎的是,自己的名聲傳得這樣遠,連素不相識的革命黨人也來求自己解困。
   辛亥以後不久,孫中山、陳其美等人以上海為大本營反袁,杜月笙也出了一番力氣。二次革命前,江浙一帶盤踞一位稱“徐老虎”的土匪出身被招安的軍閥,叫徐寶山,此人本是洪幫一個山頭的山主,作些販運私鹽的不法之事,後來叛變殺了自己的兄弟,被清廷招安,清亡後又擴充自己勢力,和袁世凱打得火熱。陳其美為反袁購買的軍火被徐寶山截收,所以覺得要倒袁先得去掉徐老虎。可徐老虎本人武功高強,而且深知自己樹敵過多,防範極嚴,根本無法接近。據說是杜月笙出了個主義,叫人扮成古董商,帶一個內裝炸藥的箱子,謊稱內有名貴瓷器,送給徐寶山,徐寶山用鑰匙一捅,箱子爆炸,將他炸得血肉橫飛。杜月笙做這些革命黨人才幹的事,也不能說他是為權為利,因為他從中既撈不到名也賺不到利,有時反而把自己的錢財搭進去。他所作的,只是“為了朋友”,兩肋插刀,在所不惜。當然,也不能說杜月笙沒有什麼是非,恰恰相反,他是看清了是非的。他後來參與上海的淞滬抗戰,出錢出物出人,抗日非常積極,拒絕日本人的拉攏,幫助軍統暗殺上海的漢奸等等,這些都和他心中的是非深有關係。換言之,杜月笙不是什麼人都幫,他幫那些他看得起的人,幫那些他認為是“英雄”的人。

主題:江湖上傳聞,杜月笙不會做對不起朋友的事,所以能夠做杜月笙的朋友,那是極有面子的事
作者:又一夜折騰  發表日期:2006-03-12 09:56:20
[表狀]




         江湖上傳聞,杜月笙不會做對不起朋友的事,所以能夠做杜月笙的朋友,那是極有面子的事。的確,如果杜月笙將你當朋友,你不必擔心自己在上海灘有什麼擺不平的事。
   1924年的齊盧之戰,和杜月笙、黃金榮、張嘯林等關係密切的盧永祥戰敗,逃往租界,是杜月笙力排眾議,收留了盧永祥和何豐林,將自己的房子借給這二位敗軍之將,還負責保護他們的安全。後來他們見上海也不是久居之地,就轉道日本遁往天津、青島等地。杜月笙沒有落井下石,反而是雪中送炭,這在那個“城頭變幻大王旗”的時代,是非常難得的。
   1925年11月,皖系段祺瑞手下的第一員大將徐樹錚來到上海。當時皖系和直系爭地盤的齊盧之戰塵埃落定,皖系在江浙和上海一帶的勢力已經瓦解。在皖系的盧永祥兵敗之後,徐還集結皖系餘部,自稱江浙聯軍總司令,率部抵抗齊燮元軍隊,後來獨力難支,被迫出國。他出國不久,由馮玉祥發動的“北京政變”爆發,直系垮臺,段祺瑞鹹魚翻生,出任臨時執政,立即委派徐為考察歐美日本各國政治專使,讓他遊歷各國,結交外國政要,遊歷完了回到上海。徐樹錚雖然文韜武略皆備,有儒將之稱,但為人剛愎自負,得罪了不少人,他這一趟到上海,有很多人是等著買他的人頭的。所以他到上海之前就密遣代表要求“三大聞人”保護他的安全。雖然黃金榮、張嘯林等人不太樂意,杜月笙卻滿口答應。在杜月笙的勸說下,三聞人親自上徐樹錚的坐艙迎接徐樹錚,並一路護送他到達英租界南洋路,自此派人輪班守護,一直到他平安離開上海。可惜,徐後來還是死於非命。他到達北平後,又離京返滬,在廊坊車站被馮玉祥派人捕殺。徐樹錚和馮玉祥結仇,是因為徐樹錚捕殺了同為北洋軍閥的殺人魔王陸建章(曾任袁世凱的軍法執行處處長),而馮玉祥是陸建章嫡親的外甥。
   杜月笙對皖系軍閥“情深義重”,那並不意味著皖系的對頭來了他就橫眉冷對。
   1923年6月,受直系軍閥控制、向來和段祺瑞不和的總統黎元洪被皖系排擠,被迫辭去總統職務,後來輾轉來到上海。他派駐上海的代表早就和黃金榮、杜月笙、張嘯林等人接洽安排就緒,因此黎抵達上海時,受到三大聞人的熱情款待,杜月笙尤其十分仗義,將杜美路自己的一幢洋房粉刷一新,並備妥了全套傢俱,恭迎“故黎大總統”入住。這幢房子也有些來歷,它是1921年造的,設計師是法國人,最初的主人則是猶太人,這個猶太家族有兄弟兩人,而他們的太太也是姐妹,做的是貿易生意,非常富有。不知怎麼的,這套房子就轉到了杜月笙手裏,但杜月笙這時候還沒住過,這房子就是現在的東湖路7號。解放後,東湖路7號一度是“蘇聯駐華文化代辦處”的駐地。以後歸市政府,有許多高級領導人在此下榻過。1972年中美聯合公報的不少艱難談判討論便在這裏進行。現在東湖路7號已開放,已成為名曰“大公館”的高級會所餐廳。
   所以,黎元洪以在野之身的一個落魄總統,落難到上海還能住到這樣高級的洋房,他對杜月笙等人的觀感自然不同一般。尤其難得的是,此時的杜月笙率領小八股党一幫兄弟,親自為黎元洪日夜護衛,充當保鏢。黎在這公館裏,住得有點樂不思蜀,一住就是三個月。黎北返前,再三向杜致謝,臨行前又破費,特地定制了十枚純金的獎牌,分贈杜月笙的手下。黎元洪之行,杜月笙照顧得如此盡心盡力,賺得的最好最珍貴的禮物,要算是黎元洪秘書長、著名的駢文大家饒漢祥贈送杜月笙的一副膾炙人口的對聯。饒漢祥文章出了名的典雅,1922年黎元洪複總統職時,他有過一個傳頌一時的大手筆,就是寫了一篇致全國各界的“漁電”。但他有時寫文章不惜以辭害義,民國二年黎元洪被選副總統,答袁世凱的賀電有雲:“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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