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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戰爭期間，當前線軍情緊急時，杜月笙還親自組織自己的門生參加戰鬥，他的部隊稱為別動隊

　 當前線軍情緊急時，杜月笙還親自組織自己的門生參加戰鬥，他的部隊稱為別動隊。１１月１０日日軍在浦東登陸後猛攻南市，次日夜間國民革命軍撤出上海。別動隊曾在南市及上海近郊阻擊過日軍，有一位支隊長戰死得非常英勇，當他雙腿被炸斷以後，還匍匐在地上投擲手榴彈，最後手榴彈沒了，還抱著日軍一齊滾入蘇州河。然而，這支別動隊終因寡不敵眾而失利，一部撤入法租界，另一部撤出上海，後改組為忠義救國軍，甚至成了汪精衛的偽軍。
　　 上海淪陷後，戰局急轉直下，蔣介石制定了一個秘密計畫，要將這時候停泊在長江內的日軍軍艦封鎖在內陸，然後遣空軍全部炸沉，給日軍一個措手不及。因為這時候日軍還沒有作出全面、持久作戰的準備，他們以為這次戰爭還是“事變”，所以根本想不到蔣介石會主動出擊擴大戰爭。而事實上蔣介石已經決定全面抗戰了。這個計畫的關鍵是用沉船封鎖江陰要塞，密令下達之後，又是杜月笙顧全大局，率先指令自己的大達輪船公司開出幾艘輪船行駛至江面偷偷鑿沉。在杜月笙的帶領下，其他輪船公司也紛起回應，鑿船沉江，阻塞了大半長江航道。然而這一秘密計畫被一個漢奸黃秋岳（他本是一位著名詩人）出賣給了日軍，使得日軍趁著江面還沒有完全堵塞的時候，連夜逃出長江，此一計畫功敗垂成。後來黃秋月被砍頭示眾，連帶有十七位漢奸被槍斃。
　　 杜月笙在上海淪陷後以市各界抗敵委員會負責人的身份仍在租界內堅持了一段時間。他曾不惜鉅資買了不少中共黨組織設法出版的《西行漫記》、《魯迅全集》等進步書籍，燙上“杜月笙贈”的金字送給租界內的各大圖書館，支持抗日宣傳，為廣大市民提供抗日救亡的精神食糧。
　　 當上海即將淪陷的時候，杜月笙考慮到自己從1932年一"二八上海抗戰到1937年全面抗戰，自己都是站在上海社會各界抗戰領袖的地位，日軍恐怕不會放過他，所以於１９３７年１１月２６日晚，拋下了所有的家屬，與宋子文、俞鴻鈞等人秘密乘船赴香港，繼續進行抗日救亡工作。他這一行動，是對蔣介石抗戰政策的堅決支持，尤其是當虞洽卿、傅筱庵、黃金榮、張嘯林這些上海頭面人物都不肯離開上海這個安樂窩的時候，更顯得杜月笙的支持可貴。
　　 在香港，他利用幫會的關係，繼續活動。他擔任中國紅十字會副會長、賑濟委員會常務委員和上海黨政統一工作委員會主任委員，從事情報、策劃暗殺漢奸等活動。940年他組織人民行動委員會，這是在國民黨支持下的中國各幫會的聯合機構，杜月笙為主要負責人，由此實際上成為中國幫會之總龍頭。他為蔣介石立的一大功是將汪精衛手下兩位大將高宗武和陶希盛拉過來“反水”，而且讓他們偷出了汪精衛和日本談判的絕密文本，在香港《大公報》上刊登出來，讓汪、日秘密交易曝光，顯出了汪精衛的賣國嘴臉。杜月笙做這事非常機密。先是，１９３９年１１月他從留滬門徒徐采丞處獲悉高、陶有反正意向後，急飛重慶向蔣介石彙報。返港後杜與高、陶代表黃群接觸面談後再次飛抵重慶向蔣彙報，請示機宜，１９４０年１月高、陶二人在杜月笙的周密安排下秘密離滬赴港。不久陶希聖滯留在上海的３個孩子亦經杜月笙、萬墨林的籌畫抵達香港。
　　 杜月笙安排自己的門生留在上海，支持戴笠的軍統“鋤奸”，為此他的手下也做出了不少犧牲。比如他的總管萬墨林就被７６號汪偽特務機關誘捕，在牢裏被打得皮開肉綻，後來到醫院裏躺了將近半年，吃了不少苦頭。但萬墨林沒有吐漏任何重要資訊，也算是一條硬漢，為杜月笙掙足了臉面。而杜月笙另一位手下楊漁笙（曾是杜多年的帳房）在這一段時期表現軟弱，不敢為抗日賣命，杜就看不起他，覺得他塌了自己場。有一次楊漁笙偷偷跑到香港，想求著杜月笙讓他在香港“抗日”，杜月笙不答應，非得讓他回上海，楊跪求，據說杜月笙踢了他，說以後不要再來見他！從這些事情來看，杜月笙抗戰不是做花架子，而是真的把它當作一件大事、盡了自己的全力來做。
　　１９４２年３月上海統一委員會書記長吳開先被日軍逮捕後，杜月笙均盡全力打通關節進行營救。吳開先承認，杜月笙為了營救他“個人耗費三百萬元以上”……萬墨林和吳開先兩人最後都是日本軍方同意釋放的。日軍之所以忽然主動放人，是因為他們這時候知道杜月笙可以和蔣介石單獨聯繫，而日軍正想和蔣介石講和，所以以釋放杜月笙手下來向杜示好。在這一段時期，蔣、杜關係非常密切。
　　 只有杜月笙在香港淪陷轉到重慶後，蔣介石開始漸漸對杜有所不滿。有幾件事情杜月笙做得讓蔣介石很惱火。其中一件是轟動重慶的“黃金案”。
　　 當時國民政府深受通貨膨脹之苦，為緩和通脹，搞了黃金儲券，以六個月為一期公開發行。特意說明購買這種券的，不論將來幣值有何變動，到期可兌到黃金。但到了抗戰勝利之前，國民政府實在無力支撐了，所以大約在1945年3月底，孔祥熙召集了幾個機要的部下商議，決定翌日起，黃金排價由每兩二萬元，提高到三萬五千元，但孔祥熙自己是最大的蛀蟲，想趁機撈一把，他安排心腹提前囤積了大批黃金，因為和杜月笙關係好，照顧一下他，也將這個消息透漏給杜。也有人說是孔的心腹透露的消息，孔本人沒有打算洩漏機密。於是杜月笙的中華貿易信託公司和他所控制的其他企業，前往搶購。連杜的司機、保鏢，也購買了幾十兩。當黃金漲價的消息傳出，有人知道杜月笙等人提前得到資訊，於是輿論大嘩，一片叫駡之聲，蔣介石迫於壓力下令徹查，結果把財政部總務司長王紹齋扣押。王紹齋是杜月笙的得力弟子，一直追隨左右，在香港時，就被派在吳鐵城的“榮記行”當總務處長，作為吳、杜之間的橋樑。這次，他是參加密商的少數人之一，據說，是他泄了密。當時，市面流言，說法院公審時，將傳杜到庭質詢，但終久未成事實，因為杜月笙在後面使了手腳。這件事雖然擺平了，但蔣介石對杜月笙的好感也打消了大半。
　　 當蔣介石開始厭惡杜月笙的時候，杜月笙也開始對蔣介石懷著戒心了。有一天，孔祥熙邀杜月笙、范紹曾和楊虎三人去孔家吃飯，飯時孔祥熙告訴他們，蔣介石認為四川幫會勢力太大，準備殺一兩個青洪幫頭子壓一壓。孔向蔣說，別人又沒有反對你，還擁護你，你為什麼要殺他們？蔣不說話了。但他後來還是槍斃了一個四川袍哥首領程澤潤。他是兵役署署長，原因是蔣介石看到了死在機房街羅漢寺的新兵，他認為新兵還沒上戰場就被折磨（饑寒交迫，因為當時克扣軍餉成風）至死，此事萬難忍受。杜月笙聽完孔祥熙這一席交心之談，當時隱忍不發，到離開孔家後就顯出他所受刺激之深了。路上他對范紹曾和楊虎說：“我們一向擁護他，今天成功了就要殺我們，以後大家都得小心些。”他估計到蔣不會殺到他的頭上來，但對蔣介石這種翻臉無情的作風，已經趕到寒心了。
　　 抗戰已經勝利在望的時候，１９４５年４月杜月笙在重慶受到蔣介石的召見，命其馳赴東南，預為佈置，準備接收日偽控制的上海等地區。杜月笙於是趕往浙江淳安，一方面固然是想配合盟軍登陸，為國民政府再作點貢獻，以提高自己在戰後的地位，另一方面是自感多年離滬，他的人馬分化極大，再不趁早收攏，勝利之後很難在上海重新叱吒風雲。然而正當杜月笙匆忙行動，急欲有所表現時，１９４５年８月１４日日本宣佈無條件投降。
　　 勝利來得這麼快，讓所有人都感到意外。當然最意外的是蔣介石。現在的蔣介石早已不是當年混跡上海灘交易所裏，吃了上頓沒下頓的癟三，而是堂堂國際四大強國的領袖之一，是全中國的民族英雄，是掌管中國命運的救星，他正躊躇滿志，氣朗神清，開始注意自己“國際領袖”的風儀和做派。國際領袖當然不應該和黑社會分子稱兄道弟，所以他現在覺得杜月笙這幫人成了衣服上的補丁：當年窮困的時候虧了這幾個補丁擋風遮寒，現在闊了，再穿這件補丁衣服就配不上自己的身份了。
　　 1945年8月28日，杜迫不及待地從淳安經杭州回上海。他很久就想過過大官癮，可是蔣介石對他卻一直不肯公開重用，因為怕別人聯繫到蔣介石的流氓出身。而杜的野心又不小，非特任官他是不會做的，他認為上海市長這樣一個職務對他最適宜，希望蔣介石念他昔日反共和長期擁蔣的功勞，能把這一職務給他，加上孔祥熙對他的極力支持，他以為很有把握。結果，蔣介石卻發表錢大鈞任上海市市長，杜非常失望。後來成立上海市參議會，他又想退而求其次，能當個上海市參議會議長也行，但蔣卻放出話來，希望讓CC系的潘公展當選，杜氣得只咬牙。其實，杜月笙這時候的確是想學好，想洗刷自己身上的污泥，願意做個清清白白的人，他之所以打入工商、金融各界，之所以做各種善事，之所以一心抗日，都不過是為了讓自己真正成為紳士，讓自己光明正大走上前臺。通過多年的努力，他做到了一般紳士都做不到的事情，贏得了社會的承認，他現在缺的，就只一個“國民政府”給他的名分。如果他當上上海市市長，他就得到這個名分，徹底成了“體制內”的人，就像當年蔣介石從一個青幫最低級的癟三上升為國家最高領袖一樣，杜月笙也將從上海灘最髒的泥潭中爬出來，成為上海灘的最高領袖。憑他的手腕和氣派，他做起上海領袖來未必比那些官僚差，至少他不會借機貪財。但是蔣介石不敢給他這樣的機會。蔣介石的傳奇是屬於他個人的，他不會讓別人來複製他的成功。在政壇發展的計畫擱淺之後，杜只好改變口氣，大談什麼“推進社會力量，扶導經濟事業以輔佐政府，是個人生平宿願”來為自己解嘲。
　　可是，國民黨中有一批後起之秀卻不答應他這麼“輕鬆”退卻。他們這批人和老蔣的流氓出身不同，都受過正規大學教育，甚至還喝過洋墨水，他們有著改造黨和國家的熱情，現在漸漸冒頭，欲有所作為。這批人的首領就是蔣經國，他周圍籠絡了不少有才幹、有熱血的青年，欲蕩除國民黨根深蒂固的腐化，他們對杜月笙這種從黑社會爬出來的“聞人”向不拿正眼看，所以他們欲改造國家和黨，首先就把杜月笙來開刀。
　　 很快，杜月笙就被這批國民黨少壯派開了兩刀：一是宣鐵吾和杜月笙“鬥法”，一是蔣經國上海“打虎”。
　　 宣鐵吾，浙江諸暨人，早年喪母，由當裁縫的父親撫養成人。他家道貧寒，幼年唯讀過私塾。中國共產黨成立後，宣鐵吾和陳兆龍、張秋人等過從甚密，曾一度加入過ＣＰ。１９２４年，黃埔軍校成立，宣考進軍校，為第一期學生。黃埔學生中有左傾的“青年軍人革命同志會”和右傾的“三民主義革命同志會”。宣鐵吾進黃埔後，思想即逐漸傾向於後者。當時，蔣介石和蔣經國均住在黃埔軍校內，宣曾當過蔣介石辦公室的侍衛，因為表現忠誠，又升為侍衛長。在黃埔這段時期，宣鐵吾和蔣經國的私人感情特別融洽，稱兄道弟，似為莫逆之交，直到１９２５年蔣經國去莫斯科學習，兩人才分手。
　　 抗戰期間，浙東尚未淪陷時，蔣經國在奉化溪口舊宅讀書，由馬公愚講授《曾文正公全集》，宣鐵吾經常往訪，作徹夜長談。時宣鐵吾已是浙江省中將保安副司令，經蔣經國的推薦，又兼任三青團浙江省籌備主任、九十一軍軍長等職，成為身兼數職的浙江屈指可數的紅人。由此，更進一步奠定了他和蔣經國的關係。宣鐵吾對蔣介石忠誠，與蔣經國的觀點一致，私交融洽，所以頗得蔣氏父子信任。二人都認為，只有鬥垮惡勢力和黑社會，國民黨的天下才有可為。
　　 接管上海前，蔣介石欽點由宣鐵吾擔任警察局長一職蔣介石所以這樣信任宣鐵吾，與蔣經國的推薦和促成分不開。宣上任後，就提拔不屬於中統、軍統的俞叔平為警察局副局長（俞是奧國留學生，為中國甚少的員警法學博士）；宣的親信徐旭、方志超等分別任人事處長和行政處長，但為了敷衍戴笠，也錄用了一些軍統的人，如張師、張達。宣鐵吾在重慶啟程後，杜月笙為拉攏感情，曾設宴為宣餞行；但宣一到上海，對新聞界第一個談話卻是：不搞劫收，整頓風氣。並且特別提出要整頓青紅幫。凡是青紅幫門徒，一律不見，一律不用。宣鐵吾這第一炮，無異于給杜月笙一個下馬威。果然，杜月笙幾次請宣鐵吾吃飯，宣都不出席。杜月笙有苦說不出，只有等著挨人家耳光。
　　第一記耳光是宣鐵吾將杜月笙的心腹萬墨林以投機倒把的罪名扣押起來。內戰越打越爛，由於法幣貶值，物資缺乏，上海的糧價直線上漲，人們的咒駡集中在米商身上，罵之為“米蛀蟲”（當時廣播電臺有個說滑稽相聲的發明出來的新詞），萬墨林為上海“米業公會理事長”，宣鐵吾認為他操縱著糧食的市場價格，當然首當其衝地被宣收拾。其實誰都知道萬墨林是杜月笙的心腹，扣押萬墨林就是敲山震虎，給杜月笙難看。
　　 當時的淞滬警備司令部位于蘇州河畔的河濱大橋。宣下手令逮捕萬墨林後，就關在七樓看守所內。全上海的日報、夜報和小報，都以顯著位置刊出了這一消息。宣鐵吾並招待記者，發表強硬談話說：“萬墨林有惡勢力為後臺，囤積居奇，操縱米價，政府要以軍法從嚴懲辦。”這些對於杜月笙來說，無疑是沉重的打擊。他雖心中惱火，但不動聲色，暗中操縱著各種關係來解這個套。直接從宣鐵吾那裏著手是不可能了，杜月笙買通宣的手下，偷偷為萬墨林辦了保外就醫，宣鐵吾是從報紙上知道這個消息的，大為光火，但事已至此，宣鐵吾也無話可說，只得公佈一則新聞“萬墨林是交保就醫，並非無罪釋放”了事。其實，萬墨林根本沒有那麼嚴重的病，純粹是杜月笙等人作假做出來的“病”。萬墨林事件煙消雲散以後，米價照樣狂漲，宣鐵吾也始終無能為力。從此，宣、杜交惡成為人所共知的事。
　　 繼宣鐵吾不買杜月笙的帳以後，有一位比宣鐵吾來頭更大的蔣經國也來到上海拿杜月笙開刀。蔣是來平抑物價的，既然杜月笙兼著這麼多行業商會的會長，蔣經國當然以為是杜月笙在擾亂市場。尤其是當時通貨膨脹厲害，外幣被炒作得越來越高，而杜月笙的中匯銀行，由兒子杜維屏任經理，蔣想只要抓住杜月笙殺雞駭猴，上海灘上應該不會有人再搗亂。其實他不知道，這時候杜月笙遠不是上海投機的主要力量。不過當時上海投機成風，杜維屏也不免跟風，計畫將港幣４５萬元，私自套匯外流。這個消息給蔣經國知道了，立即下令逮捕杜維屏，扣押在市警察局看守所內。為了掩蓋投機真相，杜系的中匯銀行和通商銀行，漏夜趕造帳冊，化整為零，零零碎碎地私套到香港。

主題：（三兒子）杜維屏被扣，當時務報以通欄標題報導，杜月笙威風掃地，在驚恐中曾一度避往香港
作者：又一夜折騰　　發表日期：2006-03-12 10:02:15
[表狀]




　杜維屏被扣，當時務報以通欄標題報導，杜月笙威風掃地，在驚恐中曾一度避往香港。從表面上看，經此一擊，金鈔黑市的確下降許多。蔣經國覺得初戰勝利，十分得意；但漸漸就感到事情棘手，因為“事出有因，查無實據”，找不到杜維屏套匯的罪證，就只可“雷聲大，雨點斜，最後將杜交保釋放了事。杜月笙這個面子丟得太大了，是他成名以來從未有過的“跌霸”。杜月笙聽到兒子被扣的消息，差點氣死了，一連好多天起不得床。有一次范紹曾去看他，他氣憤到極點地對範說：“我捧蔣介石捧了這麼多年，捧到今天連我的兒子也被他抓起來了！”范紹曾從未見過杜月笙如此激動。杜月笙在床上喘氣喘了好久，又歎了口氣說：“現在租界沒了，該是他們要我下臺的時候了。”抗戰期間，原來的盟國英國、美國和中國簽訂條約，將外國租界歸還中國，至於法國和日本租界，隨著戰爭勝利，當然被國民政府接收。只有臭名昭著的英國還強佔著香港不還。杜月笙不愧是一個戰略家，他明白自己的勢力是在租界，而且他之所以在租界能夠建立起如此大的勢力，是因為一方面租界的外國當局對租界的管理、控制不能“生根”、“落腳”，他們必須倚靠能夠實際控制租界的力量來管理，另一方面則是國民政府的勢力也無法進入租界，所以留下一個權力中空，而他杜月笙就是利用這個權力空隙成長起來的第三方勢力。現在租界一撤銷，國民政府可以直接掌管原租界的所有事務，已經沒有必要再借重杜月笙了，蔣介石在租界連衛兵都不許帶而要杜月笙護衛的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所以，蔣經國、宣鐵吾收拾杜月笙，杜月笙現在只能逆來順受。
　　 事實上,在這次投機風潮中，杜月笙並沒有興風作浪，他這時候還在一心幫蔣介石的忙。1948年夏天，由於法幣貶值得厲害，蔣介石希望憑藉人力把物價壓下去，先後曾幾次給杜電報，請他籌措平定物價的辦法。杜對此事非常重視，找了不少謀士，研究一番之後，便提出一個平抑物價。減少遊資 的方案：國民政府拋售一定數量的物資，使大量法幣回籠，市場可望穩定。杜研究出這個方案後，很得意地向蔣彙報，孔祥熙也認為這個辦法行得，南京政府又徵求了不少專家意見，其中多數持和杜相同的看法，於是蔣介石下定決心出售國營企業的股票和國庫券，同時拋售接收的敵偽物資和美援物資。
　　 不料，所有拋售的物資一經拋出，立馬被買家吃進，拋多少吃多少，拋售的物資相對於市場吸納能力簡直是杯水車薪。原來這個政策剛一制定，南京政府內就有人透漏出消息，於是從南京趕過來一批批投機商人，全是攜帶現金從上海購進被拋售的物資，一車車運往內地，。他們的實力比起上海本地的投機商來隻大不小，所以通過拋售物資平抑物價的辦法失策，國民政府現在弄得雞飛蛋打，兩手空空，這是政策制訂者始料不及的。蔣介石固然沒有想到，杜月笙就更是驚異不已。蔣介石以為這是杜月笙和投機商串通了來給他下套，心中怒火萬丈，難以止息。所以當蔣經國“打虎”打到杜月笙頭上，蔣介石也不出來說句話。而杜月笙這方面，則是又委屈又惱火，也窩囊得很——本來是全心全意幫忙的，結果忙沒有幫上，反倒惹上一身臊味，引火上身了。他對蔣介石翻臉無情的作風有了更深切的認識了。
　　杜月笙身上始終有一種光棍漢的潑皮精神，有那種“捨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的狠勁，一旦將他逼到牆角，他會全力反擊，不管對手多麼強大，他絕不會坐以待斃。當蔣經國給了他響亮的一記耳光之後，他沒有忍氣吞聲，而是借機使出了一記漂亮的反勾拳。一次，蔣經國又召集上海紳商各界頭面人物來“訓話”，警告他們配合國家政策，話沒落音，杜月慢慢地站了起來，他說：“我兒子違反國家的規定，是我管教不嚴，我完全同意蔣副專員逮捕他，依法懲辦。不過，我有一個要求，就是請蔣副專員對違犯國法之人，應該一視同仁。請您派人去揚子公司檢查檢查。揚子公司囤積的貨物在上海灘是最多的。現在，已有人正在那守著，蔣副專員若是不方便，各位同仁和記者先生可先去開開眼界！我有病在身，恕不奉陪。”然後頭也不回地緩緩步出會場，將蔣經國晾在當場，一時下不來台。但他既然已經將“打虎”的鼓敲得震天介響，這個面子一定得撐下去，所以不得不接招去查這個揚子公司。揚子公司是好查的？如果這麼容易，杜月笙就不會走這一招棋了。
　　 揚子公司是蔣經國的表兄、孔祥熙的大公子、有名的紈絝子弟孔令侃辦起來的“黑公司”。這個公司之所以黑，是因為孔令侃利用他家權勢什麼非法生意都做盡了，還在抗戰時就將美國援助中國的珍稀外匯挪用到美國炒匯，讓美國人對中國的腐敗大跌眼鏡，他戰後不光是炒匯炒股，還囤積物資、哄抬物價，欺行霸市，已經到了目無國法的地步了。蔣經國當然知道這位表兄不是好腳色，但這次杜月笙當著這麼多人的面激他，他只得猛起膽子，派人跟著杜月笙的人去查封，果然查到揚子公司囤積了巨量民生物資，品種無所不有！這時候宣鐵吾利用他控制的《大眾夜報》，以頭版頭條新聞，揭露“揚子公司”私套外匯的大案，還刊出了孔令侃的照片。看風頭似乎有大義滅親的決心了。
　　 但孔令侃畢竟不是杜維屏。他連夜趕回南京，向宋美齡哭訴。宋美齡火冒三丈，因為揚子公司中也有宋美齡的利益在裏面，這樣扯出蘿蔔帶出泥，空宋兩家聲譽全都完蛋，於是馬上趕到上海，和蔣經國吵了起來。蔣經國梗著脖子，一定要繼續查辦，最後宋美齡狠狠說：“這件事你不許再動！我現在就找你父親，等他回來再作處置。”然後急電蔣介石召他到上海，說有十萬火急之事，必須面商。宋美齡走後，有人向蔣經國建議，應該當機立斷、先斬後奏，蔣經國猶豫，結果蔣介石從國共內戰前線驚惶失措地回來，還沒有下飛機，宋美齡就擯棄所有人，登機向蔣介石講明事情經過，當然是一面之詞。於是等到蔣經國再覲見的時候，還什麼都沒有說，他老爸就說：“令侃的事情我已經知道了。這件事你不要再查了。”根本不容他分辯。蔣經國一肚子苦水，只能橫眉怒目，忍恨吞聲地回去收拾爛攤子。
　　 當時蔣介石的心情正十分沮喪，因瀋陽剛剛解放，廖耀湘和範漢傑兵團在遼西走廊全軍覆滅。國民黨已經盡失關外。在東平路官邸，蔣介石大發脾氣，命令封閉《大眾夜報》並當面斥責宣鐵吾，說宣周圍有共產黨。其實，在《大眾夜報》並無地下黨。於是一場“打虎風波”就這麼草草收場。
　　
　　
像杜月笙那樣生活
　　
　　 杜月笙過著日進鬥金的生活，也過著揮金如土的生活。
　　 1931年杜氏家祠開祠典禮，是百年來上海空前絕後的奢侈典禮，也是杜月笙豪奢作風的經典寫照。杜月笙花錢真的做到了“如流水”，若不信，且來看杜月笙在春節發壓歲錢的場面。
　　 每到夏曆十二月二十四日，通商銀行的帳房田洪元就給他預備“紅包”兩千個，每個兩塊錢，這是給一般司機，僕役和巡捕等等人的，另外，還預備好兩百個金“四開”（金幣），是給朋友、徒弟們帶同前來拜年的小孩子們的；還打了五十個金洋鈿，這是專給乾兒子、幹孫子們的。除夕之夜，杜洗好澡，一切準備齊全了，第二天早晨起，就門庭若市，一批批拜年的人紛至遝來，各色人等都有，徒子徒孫們向杜下跪磕頭，其餘有鞠躬的，有打躬作揖的。大概坐汽車來的，每一汽車連保鏢都要打發三四個“紅包”。發得最多的是巡捕，有時來了四五十人一大隊，到門口高喊：“向杜先生恭喜來了！”於是就有人請他們在大門外站好，沒人給一個“紅包”，發畢，他們喊一聲“謝謝杜先生！”，就走了。還有一些小流氓地痞，新年也來成群結隊地拜年，也是每人給一個紅包，大概不到年初三，兩千個紅包就發完了，總是還要叫田洪元補送八百來個，才能應付得了。杜自己也要出去拜年，第一處總是先到鈞培裏黃金榮處，第二處是到他的老頭子陳世昌處，其他地方只投一個拜年名片。黃金榮處他每年年關總得孝敬上萬元，陳世昌處“規格”也差不離。
　　 粗粗一算，他過年的壓歲錢每年就要花好幾萬元。一年總共要花多少？這個外人不得而知，但有人說，除掉他大筆額外的應酬外，向各省軍閥政要等送禮不算，單單他公館的開支，每年就不會少於二百萬元！
　　 他的錢從哪里來？第一當然是做鴉片生意，這是他起家的行當，也是他聚財的聚寶盆。三鑫公司每年的利潤，估計有好幾千萬元，杜月笙當然抽大頭。
　　 另外，開賭場也是他的一大財源。他自己不出面，讓杜門大將顧嘉棠“抱台腳”，他的開山門弟子、號稱“宣統皇帝”的江肇銘（因為他的確長得像宣統皇帝）等充當管事。
　　 再次就是包攬訴訟、綁票勒索。成名以後，這些屬於“下三濫”事他當然絕對不“沾手”了。但不沾手並不是說他不從中賺錢。這些包攬訴訟的人，每得一筆錢照例都得孝敬杜月笙一筆，否則在上海灘“罩不住”。上海灘上著名的大律師章士釗是杜月笙的座上客，但他每打一筆官司，如果是得了不義之財，肯定得和杜月笙分成。據熟知內情的人說，大概八萬元的律師費，得有兩萬元進了杜月笙的公館。當然，杜月笙會“返利”回去——過年過節，對章士釗這些門客兼智囊，總有一筆不菲的厚禮。
　　 杜月笙敲竹槓很有技巧，體現了上海人典型的精明和雅致。1930年五卅慘案之後，上海各界掀起抵制日貨運動。當時輪船業中有個華新公司是富翁黃振東的獨資企業，一向與日本的輪船公司山下株式會社有業務往來。華新公司從海外運糖進口，他們的貨物來源既有東南亞的，也有日本的。當時的抵制日貨，雷厲風行，有被查處販賣日貨的，要被戴高帽子，牽著遊街，一般沒有靠山商人嚇破了膽。這種場合，就給了杜月笙等人敲竹槓的機會，陳群和楊虎扮黑臉，杜月笙扮白臉，只要碰到了物件，總由杜月笙出來說情了結，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使被敲詐的對象感激不盡。有一次“經濟絕交大同盟”召集商人開會，黃振東也是被召之人，被召去的人都要在會上表明心跡，黃振東表明：“本公司從來沒有販運過日本糖，今後也絕不販賣日本糖。”話剛說完，便有華新公司的職工當場撿出帳冊單據，揭露黃販運日本糖。證據確鑿，黃振東被當場扣押，場面非常緊張。於是黃的家屬如熱鍋上的螞蟻，連忙走通黃的結拜兄弟楊管北的路子來求杜月笙（楊是杜門“三楊開泰”的三楊之一），結果由黃振東捐助四十萬元，杜月笙保釋了黃振東。
　　 在黃振東的心目中，杜月笙是天大的恩人，救了他的命，保全了他的財產，由於黃振東的生意幾乎全靠著和日本山下株式會社的往來，所以為了一勞永逸地解決問題，就乾脆拜杜為師傅。當杜月笙的祠堂開祠的時候，黃振東還特別以十萬元的代價，在江南造船廠定制了一艘華貴的遊艇，定名“月寶號”，專供杜月笙遊覽浦江之用。黃振東哪知道，他的商務往來秘密，完全是他的結拜兄弟楊管北洩漏出來的。杜月笙出來為這些破壞抵制日貨規則的商人擔保之後，他們以後肯定可以繼續和日本做生意，但別人若也來敲竹槓的話，就攬不下這活。經濟絕交大同盟的尹志衡向別人敲竹槓，結果被警備司令楊虎槍決了。
　　 他一向以不擋人財路而為江湖兄弟所稱道，凡是在上海發生了綁票勒索等案，有人托他去幫忙解決時，他明知是哪一路人幹的，只要他“閒話一句”便可讓人平安無事，但他卻從來不肯輕易答應做這種事。一方面是不願得罪那些亡命之徒，怕別人以後對他不利，另一方面也是害怕別人說他與匪徒勾結，影響自己名譽。但也有破例，有次法國領事館的范爾迪先生攜其女友（一位中國美人）去太湖遊玩，結果被太湖水賊綁了票，法國領事館大為慌張，他們知道杜月笙勢力強大，連忙和杜月笙商量，讓他去解救人質，杜月笙二話不說，去到太湖山寨，和山頭老大一番交涉，分文不費把這對同命鴛鴦毫髮不損地帶了回來。法國領事館對杜的本事刮目相看，非常讚賞。最重要的，這位范爾迪先生，在法租界服務有年，後來竟升任法租界領事，和杜月笙好得簡直可以穿一條褲子。不過，杜月笙很少為綁票、勒索之事出頭“講斤頭”，也許是因為這些“綁爺”有不少厲害腳色是他的門生吧。
　　 到他成為立足于工商、金融的實業界巨頭以後，財源就更廣了。全盛時期，杜月笙擔任著企業、工廠、單位的董事長名義的，就有五十六個，加上其餘常務董事、董事、理事等等，更為可觀，初步統計，他叫得上號的本兼各職（當然是正副職務）一共達到一百三十餘個！就靠這些職位，他也進帳不少，一個董事長，平均至少要得一千元薪金或車馬費之類，還有其他幹股的紅利等等受辱，算算這筆帳，他每月就要收進一二十萬元。

主題：杜月笙是個揮金如土之人，他肯用錢去收買人心，會用錢去除難排紛
作者：又一夜折騰　　發表日期：2006-03-12 10:0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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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月笙的錢來得容易，去得也開。每次他要出去應酬，田洪元先把一疊莊票塞他袋子；裏。譬如他到沙遜的華懋飯店吃飯，臨走時就掏出幾張莊票來分給侍役、電梯司機、看門巡丁等。一班卸任的官員臨走時，總要到杜處辭行。杜一聽到“某某局長看你”，就從抽屜裏抽出莊票，袖著去會客。多則萬元，少則三、物千元，看來人的聲望、地位與和他的情誼厚薄而定，杜對來人婉轉其辭，作為程儀致送。
　　 杜月笙是個揮金如土之人，他肯用錢去收買人心，會用錢去除難排紛。他每年要花一大筆錢買藥到高橋故鄉去施捨，冬天，則買棉衣去發放。夏天免費施送些“施德之痧藥水”，還通過慈善團體施捨棺木。另外，他還在家門口給一些向他求告的人一點施捨，凡是來求告的，都要經萬墨林等盤問屬實，然後發給一個卡，憑卡可以到他指定的錢莊去拿幾塊錢，或者到菜市街協仁祥衣店去領一件棉襖褲或棉被。
　　 上海那時候有許多慈善家，其中真正肯花錢的卻以不願露臉出名的居多。他們露財之後，既怕綁票，又怕敲詐，誰也不願花了錢反而自找苦吃。正是由於人們普遍存在這怕露財的心理，就給杜月笙這一類慈善家留下大大露臉的機會——他不怕露財，不怕出名，因為，上海灘誰敢來動他的歪心思？1931年國內的水災嚴重，地區廣，他便在各省水災賑濟會上大出風頭，博得聲譽上的轉變。當年北洋政界的下野名流如許世英、王正廷、關炯之等，上海工商界的虞洽卿、聞蘭亭、王曉籟、袁履登等人，都參加慈善事業，但他們如眾星拱月似的圍著杜月笙辦事，杜月笙的姓名從此就和這些出身紳商的名流聯繫起來，鳴謝“大善士杜月笙”的廣告不時在報紙上大幅出現。這就是杜月笙造成聲勢的主要原因之一。
　　 三鑫公司發的是什麼財，上海的三尺童子都耳熟能詳，於是多少人垂涎、覬覦。為了填平這些人的欲望，杜月笙便借助於手中的銀錢。他將三鑫公司的鈔票撒向四面八方。在他公司裏“吃俸祿”的人士中，有：一、手中握有大權力者；二、各衙門中與之有關的部門，許多中西探長、探目，逢年過節，他都要送一筆厚禮，動輒一兩千元；三、新聞界人士；四、幫會首領；五、各路朋友；六、可能鋌而走險，對公司構成威脅者；七、舊日友好。這些人，杜月笙無一不送一份“俸祿”，這叫“破財消災”或“廣結善緣”。杜月笙和黃金榮、張嘯林不同。當時，上海灘上流傳著這麼幾句評語：“黃金榮愛錢，張嘯林愛打架，杜月笙則會做人。”那些直接為三鑫公司效力的人，從淞滬鎮守使到各級衙門，每一個人，按照盈餘數位，分派好“紅利”、“俸祿”標準，一年三節，屆期結帳。於是達官貴人、地痞流氓、巡捕軍警、散兵游勇，人人都得好處，個個皆為他賣命效力。
　　 在重慶的時候，一次，範紹增約杜月笙到自己的公館裏去搓麻將，一夜“長城”砌下來，範紹增輸了近千萬元。當時的“法幣”還相當值錢，這一來，範紹增在銀行的存款，將空了一大半。他尷尬地開了一張支票，遞給正在煙榻上過癮的杜月笙。杜月笙接過，笑著說：“玩玩嗎？老兄怎麼認真起來，太見外了。”說完，就把支票放在煙燈上燒了。還有一次，杜月笙和川幫的一個大財閥一起打牌，一夜酣戰，那位財閥輸了二三百萬。支票遞到杜月笙手中，杜月笙連聲說：“笑話，笑話！”隨手就撕成碎片。與之相比，同為三大聞人之一的黃金榮之作風，就顯得有如小丑了。黃以勢利眼待人，敬客的香煙是分等級的：普通客人奉以大前門，中等客人奉敬白錫包，上等客人則為茄力克，再高級一些的，就以尚好大土供給。對於子弟也是如此：身價較低的門生，見面點一下頭，就算敷衍過去了，對於地位高勢力大的門生，才顯得親近一些。
　　 從上面杜月笙的“關係戶”之廣，可見他手面很寬，非常注意利用送禮來出風頭和拉攏人。他送禮送得也很文雅，讓人看不出粗俗的痕跡，決不效“範進中舉”之後胡屠戶送上一堆肥膩膩豬大腸一般地顯山露水。抗戰前，蔣介石提倡“航空救國”時，他立刻表示回應，買了一架法國教練機送給了上海飛行社。後來孫桐萱的兄弟孫桐崗從法國學航空回來，他又買了一架飛機送給他。在當時，送人飛機還是很希罕的事，所以這事一下子成為報紙上的頭版新聞，杜月笙又風光了一把。他送給人的飛機，命名為“月文號”和“月輝號”，大概寓意自己翱翔九天、青雲直上的意思吧？其他象送人汽車、小老婆，更是平常事，不少党國要員在上海公館裏用的汽車都是他送的，還有許多在巡捕房工作的外國人，他也送汽車等物。
　　
　　 杜月笙是個“文雅”的人。這一點從他的外貌、風度就看得出來。
　　 “他身形瘦削，溜肩膀，兩隻長胳臂毫無目的地擺動著。身子上穿著一襲弄髒了有污點的藍長袍；一雙平腳踏著雙邋遢的舊便鞋，沒有下巴頜，不過耳朵倒挺大，象蝙蝠的耳朵，兩片冷酷殘忍的嘴唇中間露出一排大黃牙，完全是一副吸毒者的病態。。。。他拖著腳步走過來，不時無精打采地左右轉動頭，看看是否有人跟在後面。、、、他把一隻毫無生氣的冷冰冰的手伸給我。這是一隻瘦骨嶙峋的大手，有五個沾滿鴉片煙跡的兩英寸長的灰爪子。”這是 46歲的杜月笙，在一位元外國女記者筆下的杜公館的主人。不過這位女士也許是對有關杜月笙“殘忍”的故事聽得多了，初次一見到杜月笙，居然看到了他“兩片冷酷殘忍的嘴唇”。其實，從面子上看，絕對看不出杜月笙是個“冷酷殘酷”的人。
　　 杜月笙平日不發病時脾氣很不錯，對待左右，不打不罵。他與萬墨林、鬱詠馥（為杜燒鴉片煙的隨從）三人，在沒有外客時，大家海闊天空，亂拉亂扯。杜市面做得很大，交遊廣闊，一天到晚，應酬極忙。有人說他煙鋪上掛有一塊水牌，開列著一天中該區應酬的人家。其實水牌是不掛的，每天由帳房把接到的請柬帖子排一排隊，按著主人的地位與情面大小，分別輕重先後，列成一表，給杜過目後，通知司機、保鏢等人，照單行事。
　　 杜會客時，先是側耳傾聽對方的話，等到人家講完，才沉思一下，啟口緩緩說上幾句。妙在要言不繁，語中肯綮，叫聽著動容。有人說他福至心靈，其實這是他做人的訣竅之一。他本來胸無點墨，說話不會有什麼文縐縐精彩之處，而且他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不懂的東西很多，所以事到臨頭，他只揀自己想明白的說幾句，說在要害出，讓人有豁然開朗的感覺。於是大家都知道杜月笙不說則已，一說必有道理。
　　 當他在社會上漸漸有了點名聲後，為了想與所謂上流人物打交道，過去那種歪戴帽子、卷起袖口，拖著鞋子走路的姿態，不得不改變一下，而裝成文質彬彬的樣子。為了學紳士模樣，他很是下過一番功夫，最初很不習慣，以後他在任何公共場合露面，甚至大熱天在家裏見客，都是穿起長衫，去見有地位的人，還得罩上馬褂。他不但自己這樣做，還要求他的徒子徒孫們也這麼打扮。
　　 他說話一向不急躁，以後更裝得斯斯文文，在公開場合和交情不夠的客人面前，他是不隨便多講話的，以免露出馬腳。故初次和他見面又不瞭解他出身的人，是一下子識不出他的廬山真面目的。
　　 自從杜月笙當了幾十上百家企業的董事長以後，對自己的姓名杜鏞兩字，早晚勤練，居然寫得筆筆著實，象模像樣。簽名簽得多了。格外熟練，倒也有飛舞動人之勢。他這文雅的名字杜鏞還有個來歷。
　　這個名字是民國偉人、國學大師章太炎先生給他起的。杜月笙怎麼和章太炎攀上交情的？有人說章先生晚年索居蘇州，雖名聲在外，但經濟上並不寬裕。某回，章的侄兒在上海法租界與人發生房屋糾葛，就求助於章太炎。章太炎在當時雖只是一搦管書生，但因為是革命元勳，畢竟也有些影響。可他所擅長者也不過是在文壇舞墨、學界耍刀，要他“春秋折獄”或許他還能稍盡綿薄，要辦這種“纏訟”的事情，只好徒呼奈何。他情急之際便修書一封致杜月笙，懇請其援手。杜閱信後大喜，頓生“天下英雄盡入吾彀中”之豪邁，不僅鼎力相助，搞定此事，還趁機親赴蘇州，登門拜訪，向章“彙報”此事經過，末了在茶几下放一兩千元的銀票，算是孝敬。章老先生自感佩不已，對杜的熱腸俠義大加讚賞。此後杜“孝敬”不斷，見面禮越來越重。兩人的關係也日益“鐵”了起來。對於這一章、杜訂交的緣由，章氏的後人頗不以為然，認為這是無中生有，因為章氏根本就沒有什麼與人爭房產的侄子。但章太炎後來不惜一代朴學大師的身份，親自為杜月笙修訂家譜，這件事也足以證明兩人非泛泛之交，至於兩人緣何結識，倒並不重要。
　　 有一次，杜月笙和章太炎座談，不知怎麼說到了杜月笙的名字（其時杜月笙還沒有改名，還叫“杜月生”）。章太炎談鋒正健，說君家這姓還有些來歷，只這名字有些不夠雅致。杜月笙不以為意，反而趁勢很誠懇地請章氏為他重新起個名字。章太炎對所有經書典籍都爛熟於心，念頭一轉，馬上介面說：“東方之樂曰笙。《周禮"春官"眠瞭》上說：“凡樂事，播鏞，擊頌磬、笙磬”。鄭玄注：“東方曰笙。笙，生也。在西方曰頌。”然後，章太炎很得意地說：“杜先生，您的大名應該叫‘鏞’，再在您的‘生’字上加個“竹”字頭，月笙作號。這樣，一面保存了乳名的原音，一面又寓有發揚光大的意味，典雅不俗。您看看可好？”杜月笙一聽，喜得合不攏嘴，連聲說好。這個名字，的確無懈可擊，既典雅莊重，又淵源古拙，還切合杜月笙的出生來歷，沒有比這更妙的了！從此以後，凡是公開正式場合，他都用“杜鏞”兩字簽名。１９３０年１０月１８日法租界當局公佈華董的名字，寫的便是“杜鏞”。不過，私人用章，仍是“月生”，因為他身邊常掛著一顆黃金小圖章，長度不滿半英寸，鐫著“月生”兩字。
　　 他這個名字到了他舉辦恒社的時候，又派上用場了。
　　 1932年11月，杜月笙在陸京士（國民黨上海市党部候補委員）等人的策劃下成立了恒社，這是一個俱樂部形勢的幫會組織。會元平時在俱樂部（有固定會址場地）聚會，吃喝玩樂、聚談商議，來的人都是杜月笙的門徒。之所以成立這個組織，是因為杜月笙覺得，青幫“開香堂”收徒弟的一套傳統方式，已經不適應廣收海內“英雄”的需要，也限制各式“英雄”投奔門下了。他在此之前收徒弟，已經改變了很多原來青幫收徒的“繁文縟節”，但他覺得要籠絡一批有地位、有知識的心腹，光用青幫還吸引不了人。
　　 恒，是取義於古書上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如月之恒，如日之升”，隱隱含有以杜月笙為中心，也以他為立身處世的最高“典範”的意思。社名則是陳群給起的。另外還制定了一個社徽，中間是一個斜月和一個大笙，四周有十幾個繁星環繞，“眾星拱月”的含義就更清楚了。陸京士、洪雁賓（寧波實業銀行經理）、周孝伯（律師）、蔡福棠（長豐地產公司）等人任該社常務理事，唐世昌（《申報》編輯）等為該社候補常務理事。構成杜月笙不斷增長的權勢力量的網路的各種線索，就彙聚在1932年11月成立的恒社中。恒社作為一個上流人物的組織，其成員的大門並不向杜月笙所有弟子開放，僅限於有社會地位的人。在1933年2月至1937年5月四年間，會員增加了四倍多，由130人到564人。在已有較詳細名單的402人中，多數為商人和實業家，占54％；其次是政客和政府官員，占24％；再次就是自由職業者（律師、記者、醫生、教師等等），占13％；數量最少的是工會（國民黨控制的郵電工會）領導人，占6％；還有軍官，占3％。
　　 恒社重要人物陸京士在恒社3周年紀念會議的演講中，強調了恒社作為杜月笙私人組織的性質，他說，恒社只有一個領導人、一個中心，那就是杜月笙，所有恆社成員必須為杜先生效犬馬之勞。到20世紀30年代中期，杜月笙的恒社，因為它和上海資產階級、國民黨政客、政府官員的聯繫，成了上海青幫中最有勢力的私人組織。
　　 從恒社成立到1951年8月他死為止，杜月笙心目中認為最得力，可以重用，可以托以大事的徒弟，是陸京士。早年，陳立夫曾對人說，陸京士的忠於杜月笙，超過忠於國民黨，這也可見陸對杜的態度和關係。所以，杜對陸言聽計從，所有恆社的主要社務活動，重大決定，都是由陸參加的。杜臨終前，電召陸京士到港面訣，他臨終電召的門人只此一人。
　　 這個恒社，就是杜月笙一幫門徒尋歡作樂的場所。後來因為來的人品位雜陳，有的公然召妓，影響很壞，所以愛惜名譽的杜月笙就很少涉足這個場所了。這樣秘密封閉的地方他都嫌玩得不放心，那他平時都在什麼地方玩樂？

主題：多少年後，杜月笙喪命的香江之畔，崛起了另外一名“英雄”——“許文強”！
作者：又一夜折騰　　發表日期：2006-03-12 10:0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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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起來他的日常娛樂，他酒喝得不多，賭則是生平最喜歡的娛樂了，但他自以為有了身份了，不再和徒子徒孫們一起賭，也不在公開的賭場裏賭。而是在自家公館裏召集朋友聚賭，這樣外面的人就管不到了。
　　 杜月笙對跳舞興趣不大，比不得虞洽卿、王曉籟和張嘯林這些大亨樂此不疲。但杜是京劇票友，尤其喜唱《黃鶴樓》中的趙雲，《落馬湖》裏的黃天霸等腳色。鄭家木橋律和票房彩排時，他總要搭一腳，露露臉。逢到救濟義演，有人去請他登臺，他高興時，也不推卸。有一次，閘北的王彬彥為慈善義演請杜去幫忙，每票售至五十元。有人說：“花五十元錢看杜月笙唱戲，其實不貴。他唱的戲在內行看來，固然不大像樣，但他行頭漂亮，在臺上那一副做工與唱腔，看了管你笑痛肚皮，真不止值五十元錢哩！”
　　 1947年是杜月笙60大壽。杜和京劇界的關係一向很好，就於春季在上海中國大戲院唱戲兩天祝壽，一時名角雲集，轟動全國。一來到上海就給了杜月笙一個下馬威的宣鐵吾是個京戲迷，只要名角，無有不看；宣的如夫人，就是一位京劇演員。遇到這樣的盛會，宣怎麼肯放過？但杜月笙請他，他又不肯去。杜當然發了請柬，座位是最好的第二排，宣不肯公開出席，這個座位就只能空著。但宣卻另外在第六七排搞到一張招待券，微服改裝，扮成一個商人，悄然前往。所有軍憲、特務和杜門子弟，竟然沒有一個認得出是“宣司令”。（那兩天演戲，憲兵從傍晚起就將南京路到北京路這一段封鎖，只憑請柬入內）。中國大戲院本是座年久失修的舊戲院，當第一天的《龍鳳呈祥》演到一半時，圓頂上竟掉下來一大塊石灰，正好落在宣鐵吾面前的座背上。這一 來，全場目光，頓時掃向宣鐵吾，宣一時窘迫萬狀，唯恐被人識破真相，下不了臺，於是，拂袖而去。待走出門口，杜門子弟才認出是“宣司令”；但大家面面相覷，誰也不敢追趕，連在場的杜月笙本人，也目瞪口呆，無法可想。事後，杜月笙曾再三道歉，要為宣鐵吾設宴壓驚，但都遭到宣的拒絕。
　　 有一次杜月笙出面募捐賑濟水災，舉辦賑災義演，他和張嘯林、王曉籟等人也登臺客串，以資號召。他扮演黃天霸，張扮演竇爾墩。他剛一出場，就引起一陣哄堂大笑。他平日雖愛聽京戲，小老婆姚玉蘭又是名演員，長年還和一些京劇泰斗有往來，可是他自己卻唱得非常蹩腳。張嘯林剛一開口，假牙一下滑出來。他慌忙拾起，台下一陣狂笑，張連唱詞都忘記了。金少山在馬門邊一看不妙，便急中生智，忙捧著一把茶壺給張送水，把唱詞念給他聽，這時台下有人在發牢騷說俏皮話了，還有人大聲在叫：“梅蘭芳的票才賣五元，‘萊陽梨’賣十元還這麼開玩笑！”他的手下一聽，抓起說這些話的人就痛毆起來。臺上倒沒有開打，台下卻真的動起武來，打成一片了。
　　 杜月笙和京劇結下了不解之緣，不止是因為他娶了姚玉蘭，還因為他後來又娶了京劇界中最為著名的女老生、京劇中餘派的唯一真傳弟子孟小冬，這是讓舊上海人熱羨不已的一件軼事。這件事頗為轟動，甚至幾十年後還有人津津樂道，因為杜和孟，都是極具傳奇色彩的人物。
　　 孟小冬曾經是梅蘭芳沒有上堂的夫人，而梅蘭芳也是杜月笙的座上賓，關係非常密切。她比梅蘭芳小13歲，祖父孟七是與譚鑫培同時代的著名文武老生兼武淨演員，後從北方遷至上海。父親孟鴻群工文武老生，她生在上海，受家庭薰陶，自小喜好唱戲，父親看准她的天賦，打小就讓她拜師學藝。她因聰慧，又下過苦功，年僅7歲就兩次搭班去無錫演出。14歲時在上海乾坤大劇場演出。這期間，她不但應工老生，連武生也唱。18歲到北京後，拜陳秀華為師，專攻余派老生戲。至於拜余叔岩為師，得其親授，那是1938年的事了。
　　 1925年，北京第一舞臺有一場盛大的義務戲，大軸是梅蘭芳、楊小樓的《霸王別姬》，倒二是余叔岩、尚小雲的《打漁殺家》，倒三就是孟小冬和裘桂仙的《上天臺》，連馬連良、荀慧生等名角的戲都排在前面，可以說這場演出對孟小冬來說意義重大。從此，她在京城聲名鵲起，以後的營業戲賣座幾乎與梅蘭芳、楊小樓、余叔岩相持平。
　　 也許是在同一戲臺演戲多了，這兩位名伶不久竟然成了一對鴛鴦，打破了伶界婚嫁的慣例——那時節，有名的女伶，嫁得好的，夫家不是督軍就是省長，沒有嫁到自家行當的。於是梅孟之戀成為梨園界裏到處演繹的新聞。但其實，他們兩人並未真的結婚，只不過同居在一起罷了。好夢難圓，不幾年這一對神仙鴛侶竟又勞燕分飛了。
　　 原因據說是，梅蘭芳聽說在他訪美期間，孟小冬身邊另有感情介入。梅蘭芳對孟小冬並未明媒正娶，孟小冬對梅蘭芳也就不負有婚姻意義上的責任，這段感情遂告終結。有史料說，1931年，在孟小冬聘請的鄭毓秀律師和上海的杜月笙的調停下，梅蘭芳給孟小冬4萬塊錢為贍養費。其實是梅蘭芳訪美的次年回到北京時，得知孟小冬在天津欠了債，於是給了她幾萬塊錢。由此可見梅蘭芳為人的厚道及情義。
　　後來孟小冬來到上海，因為她和杜月笙的姨太太姚玉蘭情同姐妹，姚玉蘭就邀請孟住在杜家。據說姚玉蘭在杜家諸妾中頗為孤立，因為杜月笙其他姨太太都是本地人，惟有姚玉蘭是北方“土產”，所以她就希望孟小冬這個長期在北方的姐妹來說話解悶，或者作為閨中內爭的奧援。不意孟小冬後來常常在杜公館為杜月笙清唱，日久生變，竟又和杜月笙連到了一起，成了杜的最後一位“入幕之賓”。抗戰勝利之後，杜月笙從重慶回上海，住在華懋大廈十八層，就是姚玉蘭和孟小冬兩位京劇界的名伶陪著他，真可謂“閱盡人間春色”，享盡齊人之福。最大的福分，當然是這兩位夫人給他一人唱戲了。尤其是1931年杜氏祠堂開祠的時候，杜月笙遍邀天下名角，就缺了一位余叔岩和蓋叫天，想不到現在余叔岩的親傳女弟子竟成了杜月笙的金屋嬌人，竟日為他一人演唱，一身風骨的余叔岩不知會作何想？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前夕，杜月笙避往香港，孟小冬隨杜去了香港。杜月笙去世後，孟小冬在家收徒教戲，不再公開演出了，似乎有伯牙待子期之意，所以從此余派絕藝成了廣陵散。她1967年秋移居臺北，10年後併發肺氣腫與心臟病去世。
　　
　　 杜月笙在解放前一意離開上海，可以說是一種政治考慮。當時蔣介石一再邀請他去臺灣，而共產黨則透過不同的管道告訴他，既往不咎，希望他留在上海。杜月笙的決策是，上海不留，臺灣也不去，先往香港避一避，看看風向再說。但他通過中間人向共產黨保證，他留在上海的門徒，絕對不會搞破壞“新上海”的事情。其實杜月笙有一個秘密，他身邊最為親近的人也未必知道，那就是杜月笙長年和中共地下黨的人有接觸，甚至還保護、幫助過不少地下黨人。他所操控的報紙，在國共內戰正酣的時候，甚至冒著被查封的危險，登載了幾條“新華社”的“反動消息”。他又在投機了，但他抱定主意，“小心行得萬年船”，不敢留在上海孤注一擲。而他的老搭檔黃金榮，現在已經八十高齡，再也不想跑路了。
　　 上海解放初期，黃金榮蟄居在家，深居簡出，不問外事，似乎從公眾視線中消失了。其實他這時候正過著逍遙日子。因為解放初期百廢待舉，人民政府要處理的事千頭萬緒，還論不到來專門“照顧”他，黃金榮也就過了一段安逸日子。以抽大煙來說，政府雖有明令禁止，但黃裝糊塗，照吸不誤，而且家中藏了大量上好的大煙土，據報“足夠他後半世之吸食”。
　　 到了1951年初，鎮壓反革命運動開始後，黃金榮的日子開始難過起來，市民甚至自發湧到黃宅門口，要求他接受批鬥。一封封控訴信、檢舉信，如雪片般飛進市政府和公安機關，懇請政府作主，為民報仇雪恨。1951年5月20日，上海《新聞報》、《文匯報》刊出了《黃金榮自白書》，在“自白書”中，他自稱“自首改過”、“將功贖罪”、“請求政府和人民饒恕”云云。以八十老翁的殘年，上海灘風光一世的黃金榮最後一次“跌霸”。
　　 此時在香港的杜月笙正在“讀”香港《大公報》轉載的“黃金榮自白書”。杜身體衰弱。所謂“讀”，就是由管家萬墨林念給他聽。
　　 連聽二遍，杜月笙長長舒了口氣，顯得若有所思，輕聲說：“我懂了，我懂了！”
　　 他悟到了什麼？
　　 秘密就在黃金榮《自白書》的行文之中。原來，黃金榮寫自白書時，不止一稿。初稿與第二稿原件如今都存上海市檔案館，但內容有較大出入。第一稿中，杜月笙的名字赫然在焉。當時主管政法工作的副市長潘漢年，明察秋毫，將第一稿退回，責令黃重寫。結果第二稿中，內容雖無大的變動，裏面卻找不到杜月笙的名字。
　　 之所以會出現這個情況是因為，杜月笙是中共方面想要爭取的一個統戰物件。自此以後，杜月笙的思想起了一些變化，至少一再拒絕了蔣介石邀他去台，而時時萌動回大陸的念頭，臨終之際，仍以葬回上海浦東故鄉叮囑家人。但等不到他落葉歸根，他就已經隕命異鄉，還死在了黃金榮的前面——黃金榮於是1953年發熱病倒而不治身亡的，杜月笙則是1951年因哮喘病逝於香港。
　　 杜月笙的遺願到底沒有實現。他的靈柩後來移往臺灣，葬在了汐止，隔著一條海峽，和他當年演繹龍虎風雲的上海灘，朝夕相對。
　　 多少年後，杜月笙喪命的香江之畔，崛起了另外一名“英雄”——“許文強”！在他演繹的傳奇《上海灘》中，強哥的生死兄弟丁力奉命追殺他，在那間昏暗的木板房中，丁力用砍刀留下了這位恩人的一節小手指而放了他一條生路。據說，這個情節來自一個真實的原型，就是本書的主人公杜月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