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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湖上傳聞，杜月笙不會做對不起朋友的事，所以能夠做杜月笙的朋友，那是極有面子的事。的確，如果杜月笙將你當朋友，你不必擔心自己在上海灘有什麼擺不平的事。
　　 1924年的齊盧之戰，和杜月笙、黃金榮、張嘯林等關係密切的盧永祥戰敗，逃往租界，是杜月笙力排眾議，收留了盧永祥和何豐林，將自己的房子借給這二位敗軍之將，還負責保護他們的安全。後來他們見上海也不是久居之地，就轉道日本遁往天津、青島等地。杜月笙沒有落井下石，反而是雪中送炭，這在那個“城頭變幻大王旗”的時代，是非常難得的。
　　 1925年11月，皖系段祺瑞手下的第一員大將徐樹錚來到上海。當時皖系和直系爭地盤的齊盧之戰塵埃落定，皖系在江浙和上海一帶的勢力已經瓦解。在皖系的盧永祥兵敗之後，徐還集結皖系餘部，自稱江浙聯軍總司令，率部抵抗齊燮元軍隊，後來獨力難支，被迫出國。他出國不久，由馮玉祥發動的“北京政變”爆發，直系垮臺，段祺瑞鹹魚翻生，出任臨時執政，立即委派徐為考察歐美日本各國政治專使，讓他遊歷各國，結交外國政要，遊歷完了回到上海。徐樹錚雖然文韜武略皆備，有儒將之稱，但為人剛愎自負，得罪了不少人，他這一趟到上海，有很多人是等著買他的人頭的。所以他到上海之前就密遣代表要求“三大聞人”保護他的安全。雖然黃金榮、張嘯林等人不太樂意，杜月笙卻滿口答應。在杜月笙的勸說下，三聞人親自上徐樹錚的坐艙迎接徐樹錚，並一路護送他到達英租界南洋路，自此派人輪班守護，一直到他平安離開上海。可惜，徐後來還是死於非命。他到達北平後，又離京返滬，在廊坊車站被馮玉祥派人捕殺。徐樹錚和馮玉祥結仇，是因為徐樹錚捕殺了同為北洋軍閥的殺人魔王陸建章（曾任袁世凱的軍法執行處處長），而馮玉祥是陸建章嫡親的外甥。
　　 杜月笙對皖系軍閥“情深義重”，那並不意味著皖系的對頭來了他就橫眉冷對。
　　 1923年6月，受直系軍閥控制、向來和段祺瑞不和的總統黎元洪被皖系排擠，被迫辭去總統職務，後來輾轉來到上海。他派駐上海的代表早就和黃金榮、杜月笙、張嘯林等人接洽安排就緒，因此黎抵達上海時，受到三大聞人的熱情款待，杜月笙尤其十分仗義，將杜美路自己的一幢洋房粉刷一新，並備妥了全套傢俱，恭迎“故黎大總統”入住。這幢房子也有些來歷，它是1921年造的，設計師是法國人，最初的主人則是猶太人，這個猶太家族有兄弟兩人，而他們的太太也是姐妹，做的是貿易生意，非常富有。不知怎麼的，這套房子就轉到了杜月笙手裏，但杜月笙這時候還沒住過，這房子就是現在的東湖路７號。解放後，東湖路７號一度是“蘇聯駐華文化代辦處”的駐地。以後歸市政府，有許多高級領導人在此下榻過。1972年中美聯合公報的不少艱難談判討論便在這裏進行。現在東湖路７號已開放，已成為名曰“大公館”的高級會所餐廳。
　　 所以，黎元洪以在野之身的一個落魄總統，落難到上海還能住到這樣高級的洋房，他對杜月笙等人的觀感自然不同一般。尤其難得的是，此時的杜月笙率領小八股党一幫兄弟，親自為黎元洪日夜護衛，充當保鏢。黎在這公館裏，住得有點樂不思蜀，一住就是三個月。黎北返前，再三向杜致謝，臨行前又破費，特地定制了十枚純金的獎牌，分贈杜月笙的手下。黎元洪之行，杜月笙照顧得如此盡心盡力，賺得的最好最珍貴的禮物，要算是黎元洪秘書長、著名的駢文大家饒漢祥贈送杜月笙的一副膾炙人口的對聯。饒漢祥文章出了名的典雅，1922年黎元洪複總統職時，他有過一個傳頌一時的大手筆，就是寫了一篇致全國各界的“漁電”。但他有時寫文章不惜以辭害義，民國二年黎元洪被選副總統，答袁世凱的賀電有雲：“元洪位備儲貳”，大筆一揮將個副總統變成了袁世凱的“太子”，這就是饒漢祥的手筆。當時饒漢祥為鄂民政長，出示必自稱曰“漢祥，法人也。”意思其實是說自己是“法家”，依法辦事，章太炎為聯語嘲笑曰：“副總統篡克定位，民政長是巴黎人”。饒漢祥這一次贈給杜月笙的一聯，倒沒有出如此“昏招”，而成了民國時期的經典“絕對”：
　　 春申門下三千客；
　　 小杜城南尺五天。
　　 將杜月笙比為戰國時名動天下的“四公子”之一，楚國的春申君，又將他家族比作漢中世族杜家。《辛氏三秦記》形容韋、杜兩大族地位特高，權勢顯要，幾可和帝王比肩：“城南韋、杜，去天尺五。”楚國春申君黃歇封地本來就在上海一帶（故上海也稱歇浦），據說上海“申城”的別名就是來自春申君。這一聯用典文雅，將杜氏的豪爽好客、聲勢煊赫描寫得淋漓盡致而又不露媚態，不愧是文章大師。相比之下，杜月笙的門客和老友，也是文章高手的章士釗拍起杜月笙的馬屁來就太露骨了。抗戰勝利不久，杜月笙六十歲生日，鑒於“時局堪憂”，杜月笙沒有象杜祠開祠一般大辦一場，但這個生日上曾做過民國司法總長的名律師章士釗給杜寫了一篇壽序，讓這個大壽宴會著實“精彩”了一回。且看他如何贊杜月笙：“盧溝變起，海內震動，未達三月，敵席捲千里，浸不可測，於是相持共八載；頃之，強敵一蹶不振，肉袒請降，此操之至賢，導之使然之二三君子者，其誰乎？吾重思之，其此人不必在朝，亦不必在軍，一出一處，隱隱然天下重焉。……戰事初起，身處上海，而上海重；戰爭中期，身處香港，則香港重；戰爭末期，身處重慶，而重慶重。舍吾友杜月笙先生，將不知所為名以尋！”文章古奧，而善頌善禱，將杜月笙的抗戰功績居然提到“蔣委員長”的高度去了，這樣的壽序居然還有孔祥熙等人的簽名，一時傳為笑談。
　　 杜月笙也有自知之明，捧人不能捧得太過，“過猶不及”。他覺得還是饒漢祥的對聯最切合自己的志趣和身份：慷慨好客，散盡千金，不官不民，一呼百諾的“一品老百姓”。所以杜得到饒漢祥這一副對聯，如獲至寶，將此聯特請名家雕刻為黑地金字，懸在杜公館客廳的兩楹。門聯：“友天下士，讀古人書”。
　　 1931年9"18事變，張學良丟失東北，成了全中國人神共憤的賣國將軍，不久就脹著一肚子氣黯然下野，和於鳳至來到上海散心。杜月笙對這位“過氣將軍”照樣待之以上賓，盡心伺候，不讓張學良有半點冷落之感。那時節張學良沉湎於毒品，面容滯暗，精神不振，杜慨然為之策劃治療，去其沉屙。所以張到滬不久，就遷居福煦路181號，由專門醫生為他淨毒除癮。經過一段時間後，張學良慢慢脫離苦害。所以，杜月笙逢人便說，“漢卿有決心。”
　　 杜月笙眼光遠，不孜孜於近利，不論當權的或在野的，他都肯折節結交。對於有些落魄的名士，也給以接濟和收養，以籠絡人心。有一個姓楊的，曾任福建督軍的秘書長，卸任時，將歷年搜刮所得，裝了6只大皮箱，其中全是珠寶古玩。派人押運來上海，準備在租界當寓公。不料船到上海後，發現6個箱子全不翼而飛。楊得訊後，請淞滬鎮守使代為查訪，毫無結果。改請杜月笙幫忙，只3個小時，就全部追回來了。楊某感激之餘，拿出4000元，請杜月笙轉酬其部下。杜月笙堅持不受，說：“自家人，交個朋友。”杜月笙還供養著一大批軍政界失勢的名流，如籌安會六君子之一的楊度，在袁世凱帝制失敗以後避居上海，杜月笙請他做秘書，每月供奉大洋五百，還送一棟住宅，楊度在清末民初可是“帝王師”一流的人物，居然被杜月笙收羅來，可見杜的氣派不小。此外袁世凱多年的心腹秘書張一麟亦受過杜的接濟，原北洋政府的教育總長（被魯迅譏為老虎總長）的章士釗，在政界失勢之後也成了杜的法律顧問，此外上海灘的名律師秦奎聯也是他的法律顧問。杜月笙有什麼事情需要打官司，就讓他們兩人出面，沒有不贏的道理，這兩位雖然貴為上海灘上的一流大律師，卻甘願為杜月笙效“犬馬之勞”。當然，杜月笙給他們的好處不小，過年過節都有紅包，此外如果是為一些富翁打官司、敲竹槓，這些律師是可以撈不少的，而杜月笙向來包攬替富翁了斷家務的糾紛，這時候讓這幾位律師出面，既體面又實惠。
　　 總之，無論南北軍閥與官僚政客以及外國名人到上海，他都想辦法通過各方面關係去聯絡應酬一番。他最得意的是日本元老西園寺到上海時，對他表示非常好感。有一次杜月笙和范紹曾閒談，說起自己和西園寺一直保持聯繫，範還將信將疑，後來范的兒子去日本留學，杜月笙寫了封信交給范的兒子帶給西園寺，果然很得到照顧範這才大開了眼界，對杜月笙關係之廣佩服得五體投地。甚至連李頓調查團來到上海，杜也曾盛情招待，主持中國海關與郵政的外國佬也同他經常保持往來。
　　
這樣說來，好像杜月笙真的是個菩薩心腸、有求必應，只知與人為善、從不與人為難的大善士了。卻又不然。如果上面說的是杜月笙“溫柔敦厚”、“俠義心腸”的一面，則他還有扮鬼臉的一面。不過，他扮起鬼臉來也總是那麼“斯文有禮”，決不會如張嘯林之流滿口噴糞、赤膊揚拳。他用心計，用神不知鬼不覺的手段把人家收拾掉了，輕輕鬆松拍拍手，用乾淨的毛巾優雅地擦擦手，然後環顧四圍，象沒事人的踱著慢步。你絕對不會覺得他很可惡，因為，紳士才是他想要的面目。
　　 杜月笙曾經想暗殺宋慶齡，這是軍統特務沈醉披露的密聞。在蔣屠殺工農、建立南京國民政府之後，宋慶齡和國民黨左派人士和蔣分裂，積極組織反蔣活動，蔣介石對宋慶齡仇恨萬分，多次想下毒手，只因怕受到全國人民的指責（或者懼于宋美齡的反對），才遲遲未敢下手，成天派大批特務在她所住的法國公園附近莫里哀路住宅前後進行監視。有時，特務們寫信或打電話進行恐嚇、侮辱，她不但不曾被這些無恥的卑劣行徑嚇倒，反而更積極地從事反蔣活動。最後，蔣介石叫戴笠派上海行動組長趙理君（化名陶士能），於1933年6月間，將中國民權保障同盟執行委員兼總幹事楊銓（杏佛）打死在離宋宅不遠的亞爾培路，企圖以此威嚇她。宋慶齡似乎知道這些伎倆出自蔣介石，她也藐視不顧，依然反蔣如故。後來蔣介石狠了心，讓戴笠動手消滅宋慶齡。戴笠和沈醉想了個辦法，想以製造交通事故的方式將宋慶齡撞成癱瘓，只留她一條性命，讓她再無反蔣的精力。這個計畫中杜月笙參預很深，他給沈醉弄到了一輛構造十分結實的德國小車，擋風玻璃也換成了子彈打不透的保險玻璃。沈醉試了一下，車子很好，只等戴笠一聲令下，就可馬上出動。事先沈觀察了宋慶齡每次外出通常經過的幾條馬路，認為從她的住宅經環龍路、華龍路到霞飛路口等處下手最為適宜，因為法租界巡捕房內都有杜月笙的熟人，出事後疏通也方便些。但後來因為怕弄得不好撞死了宋慶齡，不好向宋美齡交代，這個計畫就打消了。從此事可見蔣介石的心狠手毒，連國父孫中山的未亡人他也要殺害，杜月笙則只要是蔣介石交代下來的任務，不管多麼傷天害理，他也敢幹，他們兩位的流氓作風如出一轍。據宋慶齡後來說，蔣介石就是一個流氓，如果不是娶了宋美齡，信了基督教，他只會比這更壞。
　　 還有一件事也可見杜月笙的心腸硬。張嘯林和杜月笙是情同手足的關係，他們一起打天下，一起坐天下，在上海灘上聯手打造了鐵桶的江山。但是杜月笙在抗戰的時候，因為張嘯林做了漢奸，就下令自己的門生將張嘯林幹掉，這件事站在國家大義的立場來看，當然是值得稱讚的，但這在幫會規矩來看則是手足相殘，壞了幫規，而且殺張嘯林的是杜月笙的手下，則這些人更是以下犯上、欺師滅祖。張嘯林之所以落水當漢奸，固然和這人無氣節有關，但也和他想從杜月笙勢力之下出頭的想法有關。按出道和得勢的時間來看，張嘯林資歷比杜月笙早，輩分也比杜高，但自從杜月笙立住足以後，他的勢力反而超過黃金榮、張嘯林，淩駕這二位前輩之上，張嘯林無論在聲望、勢力和關係上，都無法和杜月笙比肩，而張嘯林自認是喝過幾滴墨水的人，論文韜武略自己都比杜強，所以一直不服氣。現在看到杜月笙的勢力隨著國民黨政府的撤退在消退，他認為這是一個壓倒杜的機會，所以當杜邀他一起撤退出上海的時候，他唯唯諾諾，不肯表態，實際上這時候日本人在和他秘密接觸。後來杜知道張嘯林不肯隨政府撤退，就不再勉強。不料張嘯林在杜離開上海之後，竟真的落水做了漢奸，以他在上海的影響，這是一件對中國抗戰很不利的事。當戴笠的手下陳墨負責在上海埋伏鋤奸的時候，杜月笙答應自己的一切資源都可由軍統調用，陳墨想幹掉張嘯林，向杜請示，杜沒有拒絕，也就是默認了。於是陳墨在萬墨林等人的協助下先後三次暗殺張嘯林，最後一次才把他除掉。第一次是張嘯林和另外一個漢奸俞葉封（他幫助張嘯林收購棉花、煤炭等戰略物資送交給日軍）一起去戲院聽戲，軍統人員向張的包廂射擊，結果張恰好接日本人的電話外出一會兒，躲過了這次暗殺，將另一位漢奸打成了篩子。經過這次暗殺之後，張大門不出二門不邁，深居簡出，極為謹慎，所以暗殺的機會很小了。第二次，是張不得不外出的一次，陳墨等人得到消息，預先埋伏在十字路口，看到張嘯林的車隊來了，在十字路口停住的時候，用機槍掃射張的座車，結果張的司機見機很快，馬上踩油門沖了過去，張只受了點輕傷。從此以後，張乾脆不出門。於是有第三次暗殺：軍統買通張嘯林的綽號叫王和尚的保鏢林懷部，他是張嘯林大兒子奶媽的兒子，槍法奇准，可以說百發百中。張嘯林看中他的絕技，又認為是屬於“家生奴”性質的人，是親信中的親信，便收他為貼身保鏢。林對張的落水做漢奸甚為不滿，又加上張性情火爆，喜怒無常，打罵手下人是常事，張的手下沒有人對他感恩戴德的。陳默買通了林懷部，曉以抗日大義，要他伺機除奸。於是這天張嘯林在樓上會客室會見偽杭州鋁箔局局長吳靜觀的時候，林懷部借機生事，和張嘯林的司機吵架，吵得張嘯林在樓上火冒三丈，探出頭來大罵讓他們滾開，這時候林和張對罵，罵得興起，抬手一槍，只見一顆子彈從張嘯林張著的嘴裏鑽進去，穿過後腦，從枕骨出來。張嘯林只哼了一聲，便倒在樓板上，死了。吳靜觀回過神來以後，便急忙撥電話向日本憲兵隊報警，他還在撥電話的時候，林幾步竄上二樓，又一槍結果了他的性命。林懷部走下來，坐在大門口一條板凳上，將手槍往旁邊一放，點起一支煙來，對圍上來的一幫人說：“好漢做事好漢當，是我林懷部除掉這個大漢奸的，現在等著法國巡捕房來抓。這事與你們無關！你們誰也別亂動，我的槍法你們是知道的。”於是張嘯林手下也沒人敢拘捕他，直到法國巡捕房的人將他帶走。因為這時期，日本與英、法、美尚未宣戰，日本憲兵隊要進入租界，還得巡捕房同意，辦手續才行。這樣，等日本憲兵趕到，林懷部早已被陳墨等事先佈置好的法國租界巡捕房帶走了。

主題：杜月笙也是“看菜吃飯”，柿子專挑軟的捏
作者：又一夜折騰　　發表日期：2006-03-12 09:57:55
[表狀]




　　 杜月笙安排自己的門徒來暗殺多年兄弟，可以說是大義滅親，做得非常對。但這件事杜從不敢張揚，就是他的手下也是一個字都不敢提。後來萬墨林被吳四寶抓住，吳四寶嚴刑逼供萬墨林，就是想知道誰主持暗殺了張嘯林（因張正在籌備當浙江省省長，也算一汪偽政權的要人），萬咬緊牙關不敢吐漏半點實情，實在打得狠了，只說這件事不能說，打死我也不能說，說出來杜先生沒法做人了！這就是暗示杜月笙參加進來了。後來杜月笙抗戰後重歸上海，卻再也沒有住進華格臬路的杜公館，而是寧願出重資在華懋大廈頂層十八樓租了一層作為居處，就是因為張嘯林的公館和杜月笙公館只有一牆之隔，杜月笙覺得過意不去，不願再住在哪里受晦氣。杜激于民族大義除掉了張嘯林，他心中恐怕也並不好受。
　　 杜月笙起家是在幫會，他立身還是在幫會，雖然他後來漂白了當了“大善人”，他在上海灘上作惡的事也盡人皆知，不過沒有人敢公開提出來罷了。他替宋子文了結風流案就是“地道”的狠毒手段。
　　 當年宋子良在上海灘，其名聲雖然比不上他哥哥宋子文和三位嫁予党國政要的富貴姐姐，但畢竟是皇親國戚，豪門闊少，也算得上是個炙手可熱的人物。這個風流倜儻的流氓公子有一次上維也納舞廳跳舞時，被該舞廳舞女張小姐的美貌所傾倒，頻頻地約張小姐跳舞、看戲、吃飯，為張小姐購買衣服、首飾、不久，又在一家豪華旅社包了一間客房，作為與張小姐的幽會之所。幾個月後，正當宋子良把張小姐玩膩了而在外面別覓新歡時，有一天張小姐突然告訴宋子良她懷孕了。宋子良本想把張小姐玩弄一番後丟幾個錢將她打發走，聽到張小姐懷孕的事吃了一驚，他拿出了幾千元錢，要張小姐夫打胎，從此兩人一刀兩斷。但張小姐不肯善罷甘休，提出要十萬元，作為她母子倆今後的生活費。宋子良玩一個舞女豈肯付出如此鉅款！但張小姐的態度卻越來越硬，並揚言如不答應她提出的條件，就要將她與宋子良秘密姘居並懷孕的事情捅到報紙上去。宋子良見事情不妙，不能收場，便跑到杜公館，請杜月笙幫忙。杜月笙他聽宋子良說完事情經過後，一口答應此事由他出面解決。他準備怎麼解決？這回可決不是由他出錢來給宋子文擦屁股。他指使幾個手下，將這位紅舞女神不知鬼不覺地綁架了，綁住她的手腳，在她的嘴裏塞上了毛巾，把她裝進了麻袋，待天黑後，把她抬上小火輪，駛時吳淞口外扔進了長江。她連她肚子裏的孩子，一起葬身魚腹，連半個銀毫子都沒見到。這種手法，杜月笙擅長的，叫“種荷花”。杜月笙就這樣心狠手辣地以兩條人命的代價，為宋子良“乾淨俐落，不留後患”地解決了一樁風流案。兩年後，法捕房副總監饒伯澤在處理刺殺大世界經理唐嘉鵬案件時，意外地發現了張小姐遇害的一些線索，經過他親自偵查，終於掌握了全部內情。但此案涉及國民黨政府顯要人物宋子文、宋美齡的弟弟，饒伯澤不敢擅自行動，打電話請示法國政府，法國政府當局也不想為一個舞女與國民黨政府搞僵關係，故遲遲不予答復。這兩條人命也就沉冤黃浦江底了。
　　 不過，有時候有“不明內情”的禁毒當局還要敲一敲這只大染缸和聚寶盆，杜月笙則採取硬碰硬的手段，收拾局面。屬於十九路軍系統的戴戟當上海警備司令時，有此他手下的特務將嗎啡大王陳坤元扣押在英租界新新公司樓上，準備不通過英租界巡捕房把陳秘密押回司令部。此事被一個姓陳的妓女看到，立刻打電話向杜報告，杜馬上叫顧嘉棠帶了八個挾槍的大壽，闖進房間，硬是從特務手中把陳搶走。戴戟因為這是在租界，吃了這個悶虧也不敢聲張，更是連指使的後臺都沒摸清楚。
　　 蔣介石的嫡系，黃埔出身的蔡勁軍被任命為上海市公安局局長。大概剛來的時候還有點黃埔熱血青年的血氣，不肯和杜月笙“同流合污”，上任伊始，將杜月笙安排的公安局的一幫關係戶全盤清退。杜月笙不動聲色，忍氣吞聲。但很快蔡勁軍就嘗到杜月笙的厲害了。有一次國民政府主席林森來滬視察，蔡派軍樂隊大張旗鼓地去歡迎，結果這一大隊旗幟鮮明的人馬走到法租界就被灰溜溜繳了械，全部樂隊都被法租界巡捕房拘去，原因是其中數人隨身攜帶武器，違反租界規定。蔡勁軍大為光火，卻也無可奈何，因為租界是在國民政府鞭長莫及的三界之外。後來有人指點蔡勁軍，以後給杜先生面子，就不會這樣丟面子了。蔡勁軍至此才明白，得罪杜月笙，在上海灘寸步難行。杜月笙這種硬和狠，是上海灘上一般大亨不敢與他交鋒的一個原因，因為他連武裝軍警門口都敢去上門“拔牙”，連上海市公安局都敢“修理”，一般角色他就更不放在眼裏了。其實，杜月笙的之所以在還很年輕的時候就能收服一幫兄弟，跟他這“狠”字訣有關。據說他在剛開始給賭場“抱台腳”的時候，賭場主人看不上他（杜月笙的確身子骨太軟弱，不說熊腰虎背、膀闊腰圓，他連一般的流氓身坯都不夠），不肯讓他護場。杜月笙一看，這場子塌大了，怕以後再也撐不起來，一股怒氣只在胸中翻湧，抽出一把解腕尖刀，往自己大腿上使勁一紮，鮮血直冒，讓在場的人看得膽戰心驚，那老闆嚇得連忙呼人救護，只喊英雄英雄，某人有眼無珠。杜月笙為人，軟中有硬，乍一看，斯斯文文，但該心狠手毒的時候，他下手比誰都狠，手段比一般人都毒。就像一條竹葉青，盤在蒼林翠竹中，如果不去惹他，你可以把他當風景，一旦你去撩撥他，甚至去踩他尾巴，那他露出的就是毒牙。
　　 他從離開黃金榮家在上海自立門戶之後，便極力主義避免樹敵，但看不起他的人還是很多，尤其是那些老上海以買辦起家的工商鉅子，一般都和租界當局有千絲萬縷的聯繫，他們有財也有勢，對杜月笙這種十六鋪起家的白相人是嗤之以鼻的。所以杜月笙起家的時候，就受到老一輩的買辦富豪的壓迫。這其中最使他懷恨的就是魏廷榮兄弟。魏是浙江幫，在上海的勢力比杜形成得早，在法租界也是風雲人物。當江浙軍閥混戰時，不少散兵游勇竄倒法租界來，租界治安大亂，於是魏廷榮發起創辦“中華義勇團”，自任團長，幫同維護租界治安，很得法國人賞識，以後還當過商會會長和法租界公董局華董。當杜嶄露頭角時，魏怕他將來與自己競爭，便處處壓制他，杜羽毛未豐時只能與他虛與委蛇，忍氣吞聲。但到了杜月笙和國民黨政權建立關係，在法國人那裏也打通了關節的時候，他就使出狠招了。他先是派人去綁架魏廷榮，未成，又組織人馬暗殺，結果魏廷榮聞到風聲，嚇得避往外地，不敢在上海露面了。因為這時候杜月笙的勢力，在法租界幾乎可以為所欲為，已經可以和法租界的領事稱兄道弟，而魏廷榮反而日薄西山。以後杜月笙名聲日大，才不再這樣鋒芒畢露，不敢做這樣囂張的事。用他對範紹增說的話來說：“衣食足，應當禮義興了，不能再讓人家一看到就討厭害怕。”在一次商界聚會上，他對那一幫早先發跡的大富豪們也說得很誠懇：“我杜月笙原本不過是一條蚯鱔（蚯蚓），現在好不容易成了一條小龍。以前做的那些事，有上不得臺面的，以後再也不會做了。你們也不用怕我，以後有什麼事體，請放心招呼我，總歸願和各位一起共事。”
　　 杜月笙對魏廷榮這一類人可以使盡解數來報復往年之辱，可碰到另一類人他則只有忍氣吞聲。且看國民黨新桂系的開山祖李宗仁在《李宗仁回憶錄》（第531-532頁）中一段意味深長的話：“我黨中樞領袖，不自覺其在政府中地位的尊嚴，竟與這批流氓稱兄道弟，不以為恥。官箴全失，斯文掃地，比起北洋軍閥，猶等而下之，實堪浩歎！”他說的“我黨中樞領袖”，當然就是蔣介石總統，而“這批流氓”，無疑說的是杜月笙、黃金榮之“流”。蔣總統的確和這些流氓混得過近——每逢黃金榮、杜月笙家族有婚喪祭祀，除各路軍政要員都前來拜謁外，總有蔣介石的軸幛懸掛在中堂，來裝點門楣。在黃家花園（今桂林公園）四教廳前面，還豎立著一塊高六七尺的石碑，上刻“文行忠信”四個大字，上首記“中華民國十九年”，下麵題“蔣中正贈”。蔣介石與上海黑幫關係，就是這樣到了黑白一家，不分彼此的地步。在蔣得勢之時，各級禁煙機構中，國民黨當權者居然故意安插向來販賣煙土的青幫分子來“查禁煙土”，杜月笙就是上海市禁煙委員會三大常委之一，真是“貓鼠同穴”，可見他們已經早已打成一家了。1932年11月，蔣介石廢除了禁止吸鴉片和關閉鴉片館的命令，要行“寓禁於征”的政策。杜月笙到漢口走了一趟，征得官方允許，以每月交付中央財政部300萬美元為條件，在上海公開出售鴉片，至此終於黑白合流。李宗仁既然敢如此譏評這幫流氓和蔣總統的“深情厚誼”，他自己當然是“身家清白”，不與他們“同流合污”了。的確，有一年李宗仁經過上海，杜月笙出於廣交天下英雄的作風，一聞到李將軍來到，馬上托人盛情邀請李，欲為李接風洗塵，也好傾心結納，但李宗仁看不起杜月笙，杜托人說幾次，李拒不“賞臉”。杜當然知道李這種姿態就是看不起自己。他雖然覺得很沒有面子，但其時李宗仁正手握數十萬雄兵，杜月笙丟了面子也不敢有所怨言，只得作罷。
　　 但後來李宗仁卻還是被“逼”到了杜月笙的宴客桌前。這是因為他也有用得著杜月笙的一天。事情還得從當時政界的倒蔣風潮說起。北伐之後一直到三十年初期，蔣介石的地位並不穩固，馮玉祥、李宗仁、閻錫山、胡漢民等人都欲將蔣介石拉下馬來。所以胡漢民和李宗仁就合計來整垮蔣介石。通行的看法是，杜月笙與蔣介石有深厚的私人情誼，上海幫會曾是蔣介石政權剪除異己的工具。另一方面，胡漢民等人則是較為清白的政客，與黑社會應該無涉。但現在有不少材料表明，1931年胡漢民與蔣介石徹底決裂後，胡與杜月笙、張嘯林等人也走得很近。1931年底，胡漢民失勢離甯經滬南返，一般人懼於蔣介石的淫威多避而遠之，杜月笙則親往迎送，以示上海是他的地盤。胡漢民也禮尚往來，“漢民往來函電稿”中有他為杜月笙、張嘯林等祝壽應酬的內容，陳群是胡與杜之間的聯絡人。胡甚至曾企圖借助杜的幫會力量在上海抗衡蔣介石。胡現在和李是同一“戰壕”的戰友，所以胡漢民就力勸李宗仁和杜月笙應酬。這一天李宗仁終於勉強應了杜月笙的請一起吃飯，杜月笙驚喜過望，極為殷勤地招待，根本不提前幾次李輕看自己給自己的“侮辱”。可見杜月笙也是“看菜吃飯”，柿子專挑軟的捏。
　　 他後來還幫李、胡等人暗地裏拆蔣介石的台。1932年初，已下野的蔣介石策動楊虎在上海醞釀罷工罷巿，以壓迫胡漢民支持的孫科內閣。胡漢民一面為孫科打氣，一面托陳群轉請杜月笙等利用其在上海的特殊影響，“將此種醞釀竭力設法消弭，……俾新政府真能負荷其任務也”。胡漢民等人組織的“新國民黨”在上海的秘密電臺，就設在法租界內，按月向巡捕房交納1500元的“電臺保護費”，此事若杜月笙不首肯，是辦不成的。由此可見，胡漢民、李宗仁等為擴大反蔣陣營，廣泛結交同盟軍，利用一切社會力量。而杜月笙等也是深謀遠慮，千方百計與政界各派聯絡，左右逢源，這也是他四面八方兜得轉的原因之一。對他來說，沒有什麼政見原則，凡是看得起他杜某人的人，他就願意跟人家做朋友。當“朋友”之間起衝突，他也照樣周旋其間，裝出對兩方都“拔刀相助”的樣子。
　　 比如1946年選副總統，蔣介石中意孫科，但李宗仁抗顏出馬競選，所以選票拉得很緊張，硝煙味很濃，甚至蔣介石還親自出馬為孫柯拉票。有次他找范紹曾談話，希望他投孫科的票，範是個直腸子（有“範哈哈”之稱，四川話傻瓜之意），就說李宗仁先找過自己了，自己已經答應李了，還替他拉了好幾張票。蔣沉吟一下，大度地說，你自己的票可以投給李宗仁，但你手裏掌握的其餘人的票，必須投給孫科。談話回來，范紹曾六神無主，他心中把李宗仁當朋友，況且已經答應人家了，怎好出爾反爾？於是他向杜月笙請教如何收場。杜哈哈一笑，說這種事情還不好辦，你看我，無論誰叫我支持，他都答應下來。這種場合，應當機靈一點，不但不能為這種事得罪人，還要借此機會來籠絡人才是“正道”。範得到此一“秘訣”以後，仔細觀察那些拉選票的人，果然，每個人對杜月笙都抱著希望。本來杜月笙能控制的選票就不多，分散開來根本起不了作用，但杜卻如魚得水，撈到不少人的好感，也得了實惠。范紹曾對杜的這一秘訣佩服得五體投地，可惜他自己使將出來卻不是那麼回事。

主題：事實上，杜月笙已經是一個名至實歸的上海“土皇帝”——“率土之濱，莫非王臣”
作者：又一夜折騰　　發表日期：2006-03-12 09:58:52
[表狀]




杜月笙的勢力範圍當然不止是在政治圈子，事實上，他的全盛時期其勢力深入到經濟、金融，工商、工會，新聞、報界，已經是一個名至實歸的上海“土皇帝”——“率土之濱，莫非王臣”。
　　 先說他打入經濟、金融界的手段。
　　 1928年，杜月笙開始籌備成立中匯銀行，並自任董事長。這是他由以往的鴉片走私和經營煙館、賭台等黑社會事業，轉向“上流社會”的起點。為什麼他想起要辦銀行呢？據說這也是他的一位朋友兼謀士錢新之的主意。因為杜月笙是一個有野心的人，他信奉“人死留名，豹死留皮”這一套很傳統的江湖風儀，始終不甘於做一個“黑社會老大”。他覺得自己掙了最多的錢，玩了最多的女人，讓所有人都聞風喪膽，這些都沒有多大意思，有意思的是那個他從小可望不可及的風雅上流社會。而要躋身上流社會，老是販賣鴉片可不行。所以，象所有有遠見、有野心的黑社會領袖一樣，他要“漂白”自己的出身。
　　 如此，他必須有幾個正經行當可以充充門面，有幾個體面頭銜可以炫耀炫耀。錢新之的建議就是以銀行業為起點，改變杜月笙的社會地位，使他真正進入上流社會。錢新之，字永銘，浙江吳興人。張謇任交通銀行總裁時，他曾擔任過交通銀行總經理，蔣介石建政後，他曾出任過財政部次長，浙江省財政廳長，因留學法國，與法國上層人物有聯繫，被蔣介石任命為駐法公使，但沒有到任。當時，錢新之正擔任中國最有勢力的北四行——中南、金城、大陸、鹽業儲蓄會經理，是上海金融界數一數二的巨頭。杜月笙既然是法租界的聞人，對這樣的場面人物當然傾心結納，所以錢新之居然肯以官商兩界紅人的身份為杜月笙所用，幫他出謀劃策。很快，中匯銀行於1929年正式開張。上海富豪徐懋棠投了一大筆資金。徐是大英銀行買辦，為求得保護，曾拜杜月笙為老頭子。杜月笙收服徐懋棠的故事，也是杜月笙一貫為人和手腕的出色“案例”。徐懋棠的父親徐慶雲死後，留下二千數百萬的遺產，徐慶雲的小老婆要求與徐懋棠分割財產，徐懋棠當然不肯，於是拜杜月笙為“老頭子”，請杜出面來料理這一樁“家務事”。杜月笙向來對名門巨戶的桃色糾紛、家族內訌或流氓敲詐是樂於排憂解難的，因為一則別人請他是看重他，二十也可從中得利邀名。就說徐懋棠這一樁家產糾紛，杜月笙出面，對徐慶雲的小老婆連威逼帶利誘，以五十萬元打發了她，保住了徐懋棠的千萬家財。徐懋棠既然將杜月笙這尊神請了出來，那就得隔三差五地“上香進貢”，不要冷了杜家的香案。現在杜月笙要開銀行，徐懋棠二話不說，出了一筆鉅資，成了中匯的大股東。中匯的另一個巨額投資者是松江的朱如山，朱當時是通匯信託銀行經理，也是杜月笙的門生。這兩位出資都比杜月笙多，但他們只是“應詔”而來，貢獻出錢財以後，萬事由杜月笙作主，杜是董事長。中匯銀行還有一筆特殊的資金來自法國駐滬總領事柯格林。這位領事先生在法租界“黑吃黑”吃得腦滿腸肥，將搜刮來的大筆錢財也存入“老搭檔”的銀行，自然不用擔心會有露餡之虞。當時開張的時候，銀行業的同行都來捧場，送的“堆花”就頗為可觀，中匯不存在銀根緊張的問題。於是，杜月笙的銀行一開張，在銀行界的聲譽鵲起，憑藉這一炮，杜月笙在銀行業站住了腳。
　　 不久，他又控制了金融界的台柱之一，中國人自辦的第一家銀行——中國通商銀行（由盛宣懷於1897年創辦）。當時，通商銀行的大權掌握在上海工商金融界的一位大佬傅筱庵（宗耀）手中，但他眼光不夠長遠，當蔣介石的北伐軍已經達到長江下游的時候，此君還在到處為孫傳芳大帥籌措軍費，還組織船隊為孫大帥運送軍隊，所以蔣介石一到上海，就殺氣騰騰給了他一個下馬威，將他通緝，逼得他逃往青島不敢露面。那時節杜月笙還沒有想到要向銀行業伸手，所以經傅筱庵一幫親故的疏通，杜月笙、張嘯林等人出面向國民政府說情，國民政府撤銷了對傅筱庵的通緝令。傅筱庵回到上海後，於1932年6月改組董事會，順理成章將杜月笙、張嘯林等增添為董事。1934年，通商銀行花了210萬元的鉅款，在上海江西路福州路口建造17層的營業大廈，以裝飾門面。但到了第二年，由於虧損太大，經杜月笙之手將這座大廈以150萬元的低價賣給了宋子文組織的中國建設銀公司。在這件事上，杜月笙説明宋子文占了便宜，宋子文則幫助杜月笙繼續掌握鴉片市場的控制權。
　　 然而，杜月笙雖然開始只是列名為通商銀行的董事，很快地他就成了通商銀行的“太上皇”了，這原因，就如同趙匡胤陳橋驛“黃袍加身”一般，有人擁戴，他自己也樂意。1935年5月，通商銀行出現了擠兌危機。杜月笙以常務董事的身份出面維持，設法借到些現金，但仍是杯水車薪，無濟於事。於是，杜月笙便讓人在運錢時以帆布蓋著車，真的鈔票顯露一些，底下一捆捆包紮的並不是鈔票。卡車開到通商銀行門前，在擠兌者眾目睽睽下，門徒們將一捆捆鈔票搬進去，隨即又於夜間從後門悄悄將這些錢運走，如此反復，使得擠兌者的心理狀態發生變化。同時，杜月笙又令門徒拿著自己的鈔票，在通商銀行裝成存款的樣子。他還招集煙、賭、娼各界老闆開會，要他們不要軋鬧猛。這些老闆們看在杜月笙的面子上，紛紛到通商銀行存款。如此一來，擠兌風潮變成了排隊存款，危機終於得以化解。6月7日，通商銀行召開董事會，改推杜月笙為董事長，使他取得了通商銀行的大權。這等於宋江上了梁山收拾了王倫一般，後來者居上。不過，熟知內情的人說，本來這次擠兌風潮就是杜月笙一手安排的：他先讓人在銀行存下大筆款項，然後突然提款，讓銀行措手不及，同時警告別的同業，不要給通商銀行拆借。這樣一來，這銀行的現金自然斷檔。
　　傅筱庵對自己大權旁落一事耿耿於懷，可抗不過杜月笙的“人氣逼人”，於是只得忍氣吞聲。後來，他終於有了一個機會翻身，那就是全面抗戰開始，杜月笙避往香港的時候。因為傅筱庵一直和日本人做生意，所以抗戰一起，他認為發財的機會來了，不肯隨國民政府內遷，日本人也正在物色可以當漢奸的有身份有實力的頭面人物出來“維持秩序”，所以，淞滬戰役硝煙還在彌漫，傅筱庵和日本人已經眉來眼去了。日本佔領上海，將租界以外的市區改為“大道市”，意出《禮記"大運》篇中“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似乎還真想把個上海灘建成“王道樂土”，但當時的上海人暗中稱呼這個“大道市”為“大盜市”，倒也名實相符。傅筱庵在蔣介石的南京國民政府治下一直憋著一口氣，現在就自然落水當漢奸，儼然成了這個“大盜市”的首任市長，上任伊始，氣焰不可一世。據說傅筱庵的一位公子在通商銀行的樓道裏見到了杜月笙的一位手下楊漁笙，陰狠狠地招呼他讓他夾緊尾巴，說被日本人抓住就活不了，這就是傅筱庵要和杜月笙等人算帳的先聲了。杜月笙當然聽到了這些不利的消息。現在上海是日本人的天下，杜月笙的勢力一貫都是在租界裏的，而現在日本佔領上海華界後，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的當局對日本也已經畏之如虎，不敢去撩撥日本人的虎須。當時白人出了租界，經過日本佔領區的時候，日本軍人迫使他們鞠躬，稍有不從就打耳光，這在往日，這些白種洋人早已經暴跳如雷地動槍動炮了，可如今歐洲一場大戰將英、法兩個老牌帝國打得奄奄一息，對日本這個新進帝國只好低眉順眼，洋人受了欺負也只能忍了，何況中國人？所以杜月笙現在怕了傅筱庵這個落水漢奸也不是沒有來由，因為現在輪到傅筱庵“坐莊”了。
　　 不過，傅筱庵得意得太早了。杜月笙自己已經離開上海灘，他的大批門生卻還是紮根在上海，傅筱庵要動杜月笙的基業，遠不是那麼容易。杜月笙離開上海的時候，吩咐他的親信萬墨林、應采丞留守上海，萬掌管內務，應照應外場，杜家的“天下”依然根基穩固。杜月笙特別關照萬墨林，對戴笠軍統一系的抗日活動要全力支援。而軍統在上海淪陷初期的主要抗日活動就是暗殺落水或即將落水的大漢奸，軍統負責鋤奸的特別行動組組長陳默，既是戴笠的心腹，又是杜月笙的門生。因為杜月笙還在上海埋下了這一招伏棋，傅筱庵就還是鬥不過杜月笙，傅筱庵當上“大盜市”市長不多久，就身首異處了。原來，杜月笙的門徒和軍統特務打動了傅筱庵的一位山東大廚，這位廚子對傅筱庵做漢奸很不以為然，加上軍統答應保證他的安全，給他獎金，他就在夜裏用菜刀剁瓜切菜般砍掉了傅筱庵的腦袋。很短的時間裏，陳默的行動組暗殺的大漢奸有前北洋政府的總理唐紹儀等名人，一時之間那些想做漢奸的人整天提心吊膽。
　　 杜月笙在香港淪陷後轉進到重慶，開始時手頭很是緊張，上海灘上揮金如土的做派作不出來了，所以就想著在重慶重起爐灶，再辦銀行。他在抗戰一起就算計好了，讓通商銀行於1938年4月與四明、中匯兩銀行在香港設立聯合通訊處，將通商銀行各地分支行的有價證券742萬元運抵香港，寄存於美國大通銀行。同時杜月笙關照門徒將上海大部分庫存現金及一切重要單據、債券移存美國花旗銀行。1941年7月，又從上海抽出150萬元資金轉移到重慶，這正是珍珠港事變美日開戰之前不久。1943年6月，杜將重慶分行改為總行，並先後在蘭州、西安、洛陽、寶雞、成都、衡陽、桂林等地設立分支機搆，利用投資或貸款，滲入和控制各地的工礦企業。
　　 看看這些調度，真不得不佩服杜月笙的先見之明。在盧溝橋事變的時候，上海的一般輿論還是傾向於認為這場事變會和以前的9"18、華北事變、1"28淞滬事變一樣，最終以和談告終，不會演變成中日全面開戰，所以上海還是可以安然無恙。獨杜月笙一人未雨綢繆，在報上發表言論認為抗戰很快將波及上海，上海各界應該預作準備、奮起而支援北京抗戰的29路軍。他一方面組織抗戰後援會支援軍隊抗戰，一反面為自己的基業打算，開始轉移資產，以上他對通商銀行的處置，就是這種常人不及的先見之明。當然，有人說杜月笙之所以“料事如神”，只是因為有孔祥熙這位內線給他通風報信，當蔣介石下定決心開闢淞滬戰場全面抗戰的時候，孔祥熙第一時間就通知了杜月笙。
　　 舊上海形容杜月笙發跡是靠“三陽開泰”，指楊度、楊志雄、楊管北這三人做他的謀臣策士，替他占地盤，“闖天下”。1931年，由楊管北開路，幫杜月笙打進清末狀元，清末至民國期間著名的企業家、教育家張謇和他三哥創辦的大達輪船公司，杜月笙從此成了水運行業的龍頭之一，很快控制了長江的航運產業。張氏兄弟以在南通興辦的大生紗廠起家，在清末民初橫踞江蘇一帶，上到總理總統，下到督軍巡按、以及府縣衙門，都得買他們的帳。當杜月笙崛起上海灘的時候，張謇故去，張氏的大生資本集團已經破產，張家的勢力也土崩瓦解，只剩下張謇的一個獨子張孝若苦苦支撐著幾個企業，其中盈利還算可以的就是大達輪船公司，因為這個公司壟斷了上海至揚州的蘇北航線。楊管北趁大達公司遇到困難時，設法替杜月笙和自己收購大達的股票。1933年新董事會開會醞釀董事長人選時，杜月笙指使清幫頭目戴步祥率領徒眾搶做大達碼頭的工頭，把原工頭張金奎及徒眾趕出碼頭。雙方發生械鬥，警察局長蔡勁軍親自帶了大批武裝員警彈壓，大達碼頭被封鎖起來，輪船無法裝卸貨物，營業幾乎癱瘓。在這種僵局之中，雙方反復談判，尤其是與張、杜兩家都有交情的史量才從中調解，杜月笙如願以償擔任董事長，執掌了大達公司管理權。張謇的兒子張孝若任總經理，楊管北任董事。
　　 杜月笙一旦踏上了航運業的碼頭，他就要在這個碼頭發號施令，不肯屈居人後。當時航運業中的老大是虞洽卿，他的公司叫三北公司，此外還有他同鄉開辦的平安、達興、等公司勢力也頗雄厚。他們看到杜月笙插足航運業，心下當然不太樂意。三北公司、達興公司聯名申請航行蘇北線，但上海航政局長在杜月笙要求下拒絕發給他們通航蘇北許可證。虞洽卿等據理力爭，在航運界調停下終於分到上海至海門、啟東航線。可是他們有擺不平的關係，杜月笙卻能擺平，那就是江上做著“阮氏兄弟”一般生意的土匪。杜月笙卻是此道中人，他請出蘇北清幫的頭面人物“高老太爺”高士奎傳話，讓這些洗劫輪船的兄弟“看菜吃飯”，只要是大達公司的船就一律秋毫不犯，而對其他公司則儘管放手做去。這樣一來，上了杜月笙大達公司的輪船，就等於上了一道生命兼財產保險，那還不是顧客蜂擁雲集？
　　 當時麵粉業為上海十大行業之一，利潤豐厚，這使杜月笙有了覬覦之心。上海小沙渡路有個華豐麵粉廠，老闆盧少棠嗜賭如命，1931年輸了幾十萬元，迫於無奈宣告要將華豐出賣。杜月笙出一百零九萬元低價把它買下來。這時正值通商銀行董事長傅筱庵解除通緝後從大連回來，杜月笙想讓傅掏這筆錢。傅筱庵為報答杜月笙，同意以極低的利率放貸。
　　 杜月笙買到華豐麵粉廠後，便把目光放到麵粉交易所理事長的寶座上。這個位置可制約大江南北數省的麵粉貿易。當時，在麵粉業交易所掌握實權的是交易所常務理事榮宗敬及其弟榮德生。榮氏兄弟是無錫人，早在光緒年間就在上海開設錢莊，並投資於麵粉業。他們開辦的茂新麵粉廠，從一廠到十廠，創出有名的“兵船牌”麵粉。之後又創設“福新”麵粉一廠至十廠，可見實力雄厚。杜月笙想憑一廠之力奪取麵粉業領導寶座是根本不可能的，於是他利用掌握的黑社會勢力，勾結當局權貴，得以“出奇取勝”。
　　 杜月笙首先以高價將王禹卿及“兵船牌”商標從榮氏兄弟手中挖了過來。王禹卿多年主管榮家以“福新”為廠號的十個麵粉廠，被稱為“麵粉二王”。當時在上海麵粉交易所活動的生意人，分屬於上海麵粉業公會、蘇浙皖三省麵粉業公會這兩派。榮氏兄弟的影響主要在上海麵粉業公會。而杜月笙的得力助手楊管北祖上在揚州、高郵一帶開設麵粉廠，與三省麵粉業公會有密切淵源。1931年國民政府實行裁撤厘金，改為統稅制，這加重了麵粉商的負擔。杜月笙抓住這一機會，親自跑到三省同業公會活動。隨後，他的智囊團想出一招，寫了一篇致國民黨中央的呈文，請江蘇省政府轉呈中央實業部，要求特准“補助內地實業”，減稅50％。當時的江蘇省財政廳廳長張壽鏞是杜月笙的好友，中央的財政部長宋子文、實業部長孔祥熙，也都與杜交情甚好。結果，杜月笙的呈文被一級級順利通過，各廠商對杜月笙感激不盡。此後，在上海麵粉交易所的股東大會上，榮宗敬等便受到猛烈抨擊，杜月笙則在改選中名列榜首，成了上海麵粉交易所的理事長，楊管北被選為常務理事。
　　 杜月笙當上了許多大中型企業的董事長、董事、理事，但他並不滿足。上海華商紗布交易所是個很能獲得高額利潤的地方，按紗布交易所章程規定，只有該所經紀人才可入場交易。杜月笙不是經紀人，他就派徒眾趁該所交易鬧猛之際，混在場中叫買叫賣，使秩序混亂不堪。交易所以暫停交易來對付這批流氓，杜月笙便指派徒弟陸杏生率領徒眾守在該所附近，停業時走開，再開業時又回來，鬧得該所無法營業。而公共租界捕房早與杜月笙串通一氣，對交易所打去的電話回答說：“捕房只管屋外糾紛，你們場內糾紛，我們管不著。”一些理事終於認識到鬥不過杜月笙，只得請他幫忙。杜月笙乘汽車來到該所，對那批流氓裝模作樣地呵斥幾聲，頓時交易所秩序井然。當年下半年理事會改選，杜月笙被選為理事，又經杜月笙“推薦”，張嘯林當選為監事。杜、張的名分股，都由紗布交易所的大股東吳瑞元送上。嗣後，紗布交易所又經歷了一次風潮，杜月笙最終如願以償地登上了理事長的寶座。
　　 杜月笙躋身于金融、工商界之後，又對上海市商會的領導權大生覬覦之心。此時擔任會長的是虞洽卿，他在金融界、工商界的勢力和影響都超過了杜月笙。杜月笙經過再三盤算，決定將王曉籟作為他的替身，推上上海市商會會長的寶座。

主題：“蔣介石的夜壺”
作者：又一夜折騰　　發表日期：2006-03-12 09:59:52
[表狀]




王曉籟是浙江嵊縣人，在金融工商界上層人士中關係較多，被虞洽卿引為心腹。杜月笙對王施展了先打後拉的手法。當時王曉籟任魚市場總經理。杜月笙在漁民和魚行經紀人中煽動起反對王曉籟的風潮。王曉籟在社會下層沒有依靠，被迫向虞洽卿請求辭職。當虞洽卿請王曉籟推薦繼任人時，王曾氣憤地說：“杜月笙！”杜月笙看到“打”已取勝，又轉向“拉”，他答應王曉籟留任。王曉籟喜出望外，以後便逐步靠近杜月笙了。杜月笙在魚市場有了股份，被推為董事長。之後，杜月笙又著手拉攏市商會關鍵人物之一的駱清華。眼見舊日心腹逐步跑到杜月笙那邊，虞洽卿也去意漸生。在杜月笙的力推下，王曉籟繼任市商會會長。此後，王曉籟對杜月笙更加言聽計從。
　　杜月笙是舊上海有名的工會“領袖”，這一點說出來讓人吃驚。不過這裏的“領袖”二字當加上引號，因為他是一個表面上處在超然地位的勞資糾紛的熱心調解人，自己絕對不去當什麼工會領導人的。但當時上海幾個大工會的領袖都是杜月笙的門人，所以稱杜為工人領袖也不為過。
　　 當時的上海工會有“黃色工會”和“紅色工會”之分，前者控制在國民黨手裏，後者則是中共地下黨的地盤。郵務工會的主席陸京士剛從大學畢業就投身工運，年輕有為，非常精幹，是上海的七大黃色工會中很出風頭的一人，杜月笙從別人口中聽到陸京士，非常欣賞，派人去找陸京士，說是杜先生想結識他，請他得空來一趟杜公館。陸京士初一出道就得到權勢熏天的杜月笙青睞，驚喜過望，有點受寵若驚，連忙登門拜訪，杜月笙對他大大誇獎了一番，更讓他感激涕零。於是，陸京士順勢提出拜杜月笙為老師，杜月笙連聲滿口答應曰好，這樣，陸京士籠絡了自己一幫兄弟友好，合成十一人一同拜杜月笙為“老頭子”，這就是所謂的工會“十一股党”，不久陸京士又拉來一幫人合計三十九人一起拜杜月笙的通好顧嘉棠、金廷蓀等人為老頭子，這是“三十九股黨”，他們五十人組成了控制上海工會的一幫最大勢力。其中，有幾個秘密公產黨員，如出身郵務工會，1932年當到上海市總工會主席委員的的朱學範，就是中共地下黨員，解放後曾任全國人大副委員長。
　　 在1932年以前，杜月笙也出面調解工潮，但次數很少，而且主要在法租界。自從他的門生朱學范等人掌管工會後，他出面調解工潮的次數越來越多，範圍遍及全上海。當時國民黨的市黨部和社會局往往對市總工會施加壓力，要求工人不要和資本家對抗，於是工會的朱學範等人就請出杜月笙這尊門神來撐腰。杜月笙出面說話，誰都要賣面子。上海市政府、市黨部等機關裏都有杜月笙的門生，如市長吳鐵城手下管地方政治問題的王紹齋、出身工運後來到市党部管工運並在警備司令部當軍法處長的陸京士和市党部執行委員陳君毅等等，杜月笙一出面調解，當然大家都得給他面子，因為都是“杜氏大家庭”的兄弟。
　　 杜月笙在1931年杜氏宗祠開祠以後，聲勢如日中天，這也和他經常出面調解工潮有關，因為朱學範等人每次請杜月笙出面擺平工潮後，總要號召各大單位在各大報上刊登鳴謝杜月笙調解的啟事，杜月笙覺得很有面子，也就樂得出馬排憂解難。朱學範等人手下罷工積極分子被員警逮捕了，或者受到其他幫會的威脅，只要朱學范請杜月笙出面，總是迎刃而解。通常是工人被員警前門銬進警察局，朱學范打著杜月笙的名義從後門將這些人保出來。
　　 杜月笙調解工潮與國民黨當政機關的態度不完全一樣，他好面子，自以為在上海灘上主持公道，“一碗水端平”，所以他覺得自己說出去的話各方面都應該接受，聽他的話，不然就是塌他的場。所以，朱學範等人組織罷工的時候，事情弄僵了請杜月笙解困，工人一邊一般都是扯順風帆，先做一些讓步，給杜月笙面子，這樣杜月笙就也可以要求資方給他面子，做出一定讓步。比如有些工廠倒閉的時候，工人要求三個月的遣散費，資本家不肯，一般他跟工人說，某某老闆工廠關門了，生意都做不成，經濟困難，現在的確拿不出錢，但是工人要求三個月的遣散費，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這樣吧，老闆拿不出錢來，他出兩個月的遣散費好了，我出一個月，你們也不要難為人家了。有時候他乾脆越俎代庖代表資方答允工人要求。他的口頭禪是，某老闆不拿出錢來，我出錢，我說話算數。一般情況下，他說得起這句話，因為一般的資本家都不敢不承他的情。但有一次，他調解法商電車公司的勞資糾紛，工人依了他的條件，可法商電車公司後臺是法租界當局，不買杜月笙的帳，杜月笙就只好自己掏腰包安撫工人了。但這樣的情況很少。
　　 杜月笙在上海的新聞界文藝界的勢力也是盤根錯節，樹大根深。杜月笙一度是上海兩大報館《申報》和《新聞報》的董事丈，還是《商報》、《中央日報》等十一家報館的董事長或董事、常務董事，所以杜實際上控制了上海的新聞輿論界。《新聞報》的編輯唐世昌，是他在新聞界收的第一個徒弟，以後上海灘上不少著名報人也或明或暗投入他門下。這些人依附杜月笙後，不但職業有保障，而且每月有津貼，據說津貼數額還不少，按當時幣值，將所得津貼存入銀行，一年可買一輛轎車。然而，吃新聞飯的人也等於吃杜月笙家的飯，所以不給杜月笙面子的話，也就飯碗不保。當時的上海，雖然報館林立、文人叢集，表面上看來新聞界百花齊放，光怪陸離，然而，大小報紙有個不成文的規矩，絕對不能說“杜先生”不樂意聽的話，於是許多重要新聞，甚至排好了版的頭條新聞，只要杜月笙“閒話一句”，往往會忽然不見。靠此力量，杜月笙幫助了不少達官貴人抽調了不宜外揚的桃色醜聞，當然誰收他之益，也就得受他所制了，他通過這個途經又結識了一大幫上層人物。總之，在上海的輿論界中，沒有杜先生抹不平的事情。
　　 杜月笙作為上海清幫首領，是躋身金融、工商業的最有代表性的人物。清幫其他上層分子在這方面也不遜色，如金廷蓀開設治茂冷氣公司，同時又是黃金大戲院和逍遙池浴室的老闆；馬祥生是雪園老正興和聚商樓等菜館和金門大戲院的老闆；高鑫寶開設了麗都花園舞廳；謝葆生開設了卡德浴室，同時又是仙樂斯舞廳和大舞臺的老闆；芮慶榮在虹口開設旅館、舞廳兼備的月宮飯店，又是新光大戲院的經理。在上海清幫廣泛向工商界跨進的同時，一些工商界人士為求庇護，主動向清幫首領送上“幹股”，有的還加上一張門生帖子和豐厚贄禮，充當門徒。杜月笙的“恒社”是他的清幫弟子的核心組織，以1934年《恒社社員錄》中324名成員的職業為例，在金融、工商界者有144人，約占44％；其餘則分別在軍、政、警、文化等各界。
　　
“蔣介石的夜壺”
　　
　　 蔣介石用不用夜壺，這倒無從知曉。這裏說的蔣介石的“夜壺”，是出自杜月笙的一句“名言”。他說蔣介石待他，就像使用夜壺一樣，言下之意，蔣用他的時候急急忙忙捧住，不用的時候往旁邊一丟，還捏住鼻子嫌臭，從不會擺到光亮的地方。此論真的是妙不可言，由此可見杜月笙深思熟慮，決不是一般的幫會流氓可比。他有眼光，對政經大勢看得非常明瞭，所以他能在各種勢力之間周旋，四兩撥千斤，非常嫺熟地將不同的力量化為己用。比如，他為戴笠的軍統“鞠躬盡瘁”，萬事都願幫忙，簡直好得不分彼此，正因為兩家“不分彼此”，所以戴笠的強大勢力都可以變為杜月笙的能量。又如杜月笙和蔣介石等國民黨高層領袖的關係，杜月笙為這些人甘作馬前卒，為他們保駕護航，做各種上不得臺面的黑暗勾當，但通過為他們“鞠躬盡瘁”，杜月笙卻獲得了空前的影響力，因為能夠接近這些人，這本身就是權力的象徵。
　　 杜月笙當上蔣介石的“夜壺”，是從1927年上海的“四"一二”反革命政變開始的。蔣介石的北伐軍一進入江浙地帶，就開始派楊虎、陳群等人聯絡黃金榮等幫會勢力，以對付上海工人武裝。1這幫人充當了鎮壓工人糾察隊的打手，因此他們被譏為“虎狼成群”。1927年4月，杜月笙與黃金榮、張嘯林組織中華共進會，為蔣介石鎮壓革命運動充當打手。4月11日晚，他設計騙殺了上海工人運動領袖汪壽華。這件事，據說是發生在杜公館，後來汪壽華是被杜月笙手下的四大金剛活埋在楓林橋附近。在暗害汪壽華之後，杜月笙隨後又指使流氓鎮壓了工人糾察隊。手法也很巧妙：一幫青幫分子（他們中也有工人）假裝和工人糾察隊發生衝突，這時候國民黨軍隊則以第三方身份介入，要求雙方都放下武器，於是工人武壯被解除，但青幫分子的武器很快物歸原主。這時候，軍方聲稱在工人糾察隊中有北洋軍閥的亂兵，因為發現他們有些人有北洋軍隊的肩章和軍服。這是事實，但這是工人糾察隊在上海起義期間繳獲的戰利品。於是軍方以鎮壓北洋軍閥殘部的名義鎮壓了工人武壯。這個計謀，據說也是杜月笙設計的，可見他的確詭計百出。後來杜月笙對自己暗害共產黨工人領袖一事諱莫如深，據說有兩位元記者試圖報導這件事，結果兩人連人帶稿被滅掉了。上海解放前，杜月笙害怕共產黨翻老帳，所以當黃金榮決定留在上海的時候，他轉往香港。為了“統戰”，共產黨在上海的統戰戰線負責人潘漢年托人帶信給杜月笙，說共產黨既往不咎，杜月笙還拿不定主意，在香港呆著就病死了。
　　 事變之中杜月笙、黃金榮、張嘯林等幫會建立的功勞不小，所以他們獲得蔣介石的支持和賞識。蔣介石一到上海，就召黃金榮、杜月笙等人到北伐軍總司令部面談，對他們溫勉有加。蔣介石送了黃金榮一塊純金懷錶，黃金榮寶貝得不行，平時捨不得戴，非得在節假日或有喜事的時候才亮出來。這時候，黃金榮看到自己以前的門生這麼威風，得意非凡，但蔣介石現在已非吳下阿蒙，黃金榮很識趣地托虞洽卿將蔣介石昔日落魄時的門生貼退還給蔣介石，不敢再以老頭子名義和蔣介石論班輩了。蔣介石收回這門生貼子之後，還是稱黃金榮為老師，在他1948被共產黨打得焦頭爛額的時候，來到上海，正碰上黃金榮八十大壽，蔣介石親自上門拜夀，還單腿跪地給黃金榮磕頭，黃金榮感激得老淚縱橫。
　　 1928年南京政府成立後，蔣介石任命黃金榮、杜月笙擔任陸海空總司令部顧問，軍事委員會少將參議和行政院參議，這雖是虛銜，但杜月笙覺得非常有面子。當聘書和少將軍服送到杜公館的時候，杜月笙很鄭重地擺上香案，行三鞠躬禮。然後，他還特意穿上軍服在屋裏走來走去，滿面生輝，顧盼生姿，還照了張半身像，將相片裝框上架地掛在牆上。
　　 一直到全面抗戰開始，杜月笙都認為自己是蔣介石的同路人，鐵哥們。蔣第一次下臺，住在上海楊虎的俱樂部裏，杜盛情招待過他，據說還給過蔣介石錢。不過，杜自己對送錢給蔣的事，不敢談起，別人來問，他也支支吾吾，不敢正面回答，怕蔣介石不高興。蔣介石交代下來讓他辦的事，他會全力以赴地辦成，而且對蔣有求於他，他感覺受寵若驚。當然，蔣介石對他也不錯，他有事求蔣介石的時候，蔣介石也輕易不敢回絕。杜月笙是個非常有分寸的人，一般的事情，他不去麻煩蔣介石，只有各種辦法用盡都擺不平，而且那些通天人物都無法可想的時候，杜月笙會親自出馬去求蔣介石。
　　 一件這樣的事是抗戰前，上海南市太平裏的大嗎啡案。這個龐大的嗎啡製造廠是他叫顧嘉棠包下來的。以後因與憲兵、特務等分贓不勻而被破獲，由憲兵司令部派一連憲兵看守。結果這一連 的官兵都大偷嗎啡，從連長到士兵全部逃走。蔣介石大怒，非徹查不可，鬧得上海滿城風雨，國民黨內部為此也大開罵戰。杜知道追查下去，順藤摸瓜會摸到他這裏來，只好帶著一筆鉅款趕到南京，一面買通蔣的左右，請求不要再追查下去，這件轟動一時的大案，就此虎頭蛇尾地收場。
　　 抗戰軍興，杜月笙堅決站在蔣介石政府一面，積極組織人力、物力、財力支持抗戰，用行動向蔣介石交心交底。1937年7月，日本帝國主義發動盧溝橋事變，8月，又發動進攻上海的八一三事變。杜月笙參加了上海各界抗敵後援會，任主席團成員，兼籌募委員會主任。他參與勞軍活動，籌集大量毛巾、香煙、罐頭食品，送到抗敵後援會。八一三抗戰時杜月笙個人出資１萬多元買了１輛裝甲汽車送給淞滬戰場右翼軍總司令張發奎。而且，他送這汽車不留名，張發奎很長時間都不知道這汽車是杜月笙一人贈送的，直到杜月笙抗戰後期來到重慶，經人介紹見到張發奎，旁人說張將軍你現在正用著的汽車就是這位杜先生自己出錢送的，張發奎非常驚訝，也非常感激。這也是杜月笙為人的一貫風格：幫人忙、送人錢財，不肯自己直接出面，而是讓別人旁敲側擊地透漏出去，這效果比起雪中送炭來又更高一層。他應八路軍駐滬代表潘漢年的要求，將從外國進口的一千副防毒面具，贈送給八路軍使用。八一三抗戰後期